田庆锋,蒙爱红

(甘肃政法学院 法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金瓶掣签立法是清代重要的宗教立法之一。前辈学者依据清代档案、法典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金瓶掣签立法的原因、目的、掣签程序、法律实践、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疏证工作，为深入探讨该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史实基础[1]。本文拟运用宗教学、法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从行为主义的视角，从活佛转世宗教行为的社会公共性出发，以清政府对护法降神行为的规范为中心，重新检视清代金瓶掣签立法。

一、法治的行为主义视角与宗教法制探讨

行为主义的视角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行为是法律调整的起点，也是法律调整的终结”[2]。法治的本质之一是对人的行为进行合理、公正的调整。而要实现此一目标，须对行为进行类型化的研究。学界对宗教立法/法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探讨，对“宗教”的法律概念和“宗教行为”这一范畴考察较少。

从现有研究成果而言，宗教学界倾向于从宗教的内部联系考察宗教和宗教行为的内涵，一般认为宗教是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建立在信仰之上、追求来世幸福、拥有严格的组织，包括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宗教行为、宗教组织与宗教制度[3]；宗教行为是宗教观念以动作和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行为，包括“巫术”“禁忌”“祈祷”“献祭”等表现形式[4]。这种界定也属于形而下的一种考察。而法学界则倾向于揭示其外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