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宇，董博静

(海南师范大学学校编辑部，海南海口571158)

学人研究《墨子》主要从墨学义理、《墨子》整理、《墨辩》研究着手。[1]清朝大学者高邮人王念孙(1744－1832)和王引之(1766－1834)父子，用校释的方法对《墨子》进行整理。在《读书杂志·墨子》中，高邮王氏以《道藏》本《墨子》为底本，将毕沅(1730－1797)《墨子注》①毕沅《墨子注》十六卷，光绪丁酉重刊毕氏灵岩山馆本，下引皆同此。十六卷以及卢文弨《抱经钟山札记》之所未及者、所校尚未当者加以考证校释。高邮王氏运用多种方法校释《墨子》，“对文”是较常用的一种。

“对文，就是对应之文。以形式而言，在结构相同、形式齐整的文句里，具有对应关系的语言单位(小至词，大至句)均可称为对文;以意义而言，则有广义对文与狭义对文之分:广义对文是指对应之文的意义或相关涉，或相同近，或相反对;狭义对文仅指对文之文的意义具有相反关系。”[2]“对文”是古代训诂校勘的常用方法，早在汉代就有学者已注意到对文。《礼记·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郑玄注曰:“纯服亦冕服也，互言之尔。纯以见缯色，冕以著祭服。”郑玄注“纯服”为“冕服”正是利用“对文”的方法，并且郑氏还指明是“互言之尔”，其言虽是“互言”，但其实还是“对文”的一种形式。明确用“对文”的术语是唐代孔颖达，其《尚书正义序》:“古人言诰，惟在达情，虽复时或取象，不必辞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数，经悉对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飙于静树。”孔颖达把“对文”用于释义，而高邮王氏父子则以“对文”来校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