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学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96;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谈现代诗学的开端首先要有个标准问题。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说: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从前者而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等著作无疑是现代诗学的源头。从后者而言，又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正如有的研究者提出:“以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标志，表明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他们分别从政治层面、精神层面和审美层面，为中国新诗的发生在诗学观念上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发展无法回避的伟大起点。”[1]这些观点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现代诗学发生的理论源头，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

但是，各个论者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均忽略现代诗学发生最核心、最内在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要素。哲学规定文化的方向(尼采语)。哲学是包括诗学在内的一切文化的核心要素，决定文化各个部门的最终趋向，文化各个部门的发生或隐或现均与某种哲学思潮相关，没有哲学之根的文化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揭示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则现代诗学永远漂浮在时代表层，不能触及宇宙人生的根本。现代诗学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为何称之为“现代”?它不是在语言形式的意义上，不是在现代生活的意义上，也不是现代社会的意义上与传统不同，而是由于现代哲学与传统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