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民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450002）

可预见性规则是合同法中解决违约方损害赔偿范围的重要手段，也是违约损害赔偿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但对这一重要理论，我国学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既有的研究文献中，即使有几篇相关文章，学者们也多是从我国《合同法》第113条法律适用的角度加以分析，或者为印证《合同法》第113条的合理性而找相应的法理依据。而通过英美法系的可预见性规则与德国法的相当因果关系的差异优劣来分析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的合理性及价值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对《合同法》第113条加以修改的则鲜有论述。本文正是沿着这样的思维进路，试图对违约损害赔偿领域的这一重大问题做一有益探索。

放眼世界各主要国家，合同法上限制完全赔偿的基本手段有以法、日、英、美等国法律和CISG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可预见性规则和德国法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规则。囿于论题所限，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合同法中的可预见性规则起源和演变的真相到底如何，可预见性在限制违约损害赔偿方面是否真的如此重要，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可预见性规则与德国法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之间的差别及其优劣何在，我国《合同法》在这方面是否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性。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最终确定了我国合同法关于可预见性规则的应然性条文。

一、可预见性规则的起源和演变

英国判例和《货物买卖法》、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351条、CISG第74条 、PICC第7．4．4条和PECL第9．503条、《法国民法典》第1150条以及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均确立了可预见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