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主持人语：乾嘉时期史学，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尤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较以前大有推进。在这里，我们郑重地提出“乾嘉时期史学”这一新的概念，它与以往习惯使用的“乾嘉史学”的概念是有不同的内涵的。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时期以考证学盛行著称，学者们由考经而考史，专注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史实考订、校勘注释、辨伪辑佚、版本目录，以及为历代正史补志、补表等工作，名家辈出，著作繁富。在治史领域，即有“考史三大家”王鸣盛(1722—1797)、钱大昕(1728—1804)、赵翼(1727—1814)，此外还有一批考证学者。以往学术界所习惯使用的“乾嘉史学”，实际上即指这种以严密考证为特征的考证之学。而“乾嘉时期史学”则探究的范围更广，而且评价标准不以“考证之学”和文献整理作为唯一尺度，换言之，研究的目光还要关注到被梁启超称为“乾嘉别派”的两位人物——章学诚(1738—1801)和崔述(1740—1816)。章、崔二氏活动年代恰好与王、钱、赵三人同时，也同样终生治学，但际遇却大不相同。考史三大家名重一时，尤其钱大昕声誉更著。章学诚则一生不得志，遑遑升斗，终日奔走，其所论著生前不被理解，时人谓“不知此人做何等学问”，甚至被诧为“怪物”、“异类”。崔述在河北大名老家著述多年，同样境况寂寞。他在给友人信中曾一再感慨说，当地除有一二人看过他的著作外，别人“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因此连其姓名都长期不被人知。他去世后，有个叫张澍的人写《辟崔氏说》一文，把崔述凝聚一生心血的著作《考信录》当作“邪说”来“辟”，却把作者名字误为“崔应榴”，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