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明

(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从1938年2月起至1944年12月，日本为达到“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心”的目的，动用其空中打击力量，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四川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合江等城市商业区、平民聚居区实施了六年又十个月的狂轰滥炸，制造了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惨案 (1939年)、重庆“六·五”隧道窒息惨案 (1941年)、成都“七·二七”大轰炸惨案 (1941年)、乐山“八·一九”大轰炸惨案 (1939年)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史统称之为“重庆大轰炸”。大轰炸期间，仅重庆地区，日军即出动飞机9000余架次，实施轰炸200余次，造成居民人口直接伤亡者30000余人，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灾民无数。①重庆抗战调研课题组:《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重庆大轰炸是日本侵华战争所犯罪行的一部分，对此日本应当承担国家责任。但是，重庆大轰炸作为日军一项具体的战略行动，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它同时还违反了国际上早已形成的习惯战争法和习惯人道法的准则。日本对于这些“国际不法行为”同样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日本应承担国家责任的根据是什么?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以何种方式承担责任?这些都需要从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予以分析和回答。而在这方面，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历时半个多世纪，于1996年和2001年分别通过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称“草案”)一读和二读本给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方便，它被认为是对国家责任方面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整理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