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悦晗

（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36）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
——近代中国的“文明”上海与“文化”北平

胡悦晗

（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36）

清末民初，“文明”意味着面向未来的运动、变化和进步；“文化”则意味着面向过去的落后、保守与封闭。1920年代以后，“文化”被赋予道德与价值层面的涵义；“文明”则蜕变为贪婪与物质享受与欲望的象征。近代上海在渐进引入西方物质文明的过程中，被自然地赋予了“文明”的城市想象；同时期的北京则因努力摆脱被视作传统与守旧形象的烙印，迈向“文明”的时代坐标而不得不隐匿在上海的阴影之下。1928年后，国民政府赋予北平以“文化”的都市想象，并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上海“文明”因此让位于北平“文化”。北京与上海通过将对方视作“他者”的互构，形成各自的都市想象。

民族国家；都市想象；文明；文化；上海；北平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谈到大城市的兴起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低成本、容量大的运载工具的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的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1］2

近代中国的上海与北京正是这两种城市的典型。如姚公鹤所言：“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