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善耕

(河南省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52)

中国的近代学堂始于维新派的提倡。就在戊戌之年(1898年)，河南主政者画界立石，拟在省垣开封设立大学堂;后变法受挫，又见风使舵而罢置。至1902年，清廷下达“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州县改设小学堂”的诏谕，河南大学堂才匆匆挂牌。不久，清廷又有各省不得设立大学堂之令，遂改称河南高等学堂。其后，优级师范、政法、女师范等学堂相继在开封创设，河南各府和直隶州的中学堂依次成立，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逐渐铺展。

1903年，清廷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当附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高等学堂则应“设图书室”。其时，河南十年九灾，教款拮据。然而，面对京师大学堂“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1］的示范，学堂的文献藏用便成为河南学务无法回避的一大命题。

1 河南高等学堂藏书楼

以大学堂框架搭建的河南高等学堂，创建之初，就耗资“三千金”购置图书，专设藏书楼，“以备诸生诵阅之用”。时任学堂总教习的孙葆田，顺应西学中用的大势，在“四书”、“五经”之外，增设历代史鉴、中外政治和学艺等课程。然而，由于这所学堂并非书院改建，缺乏藏书根基，因而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乃至许多年后，河南的教育界人士仍在反思历史的缺憾：“经过考查，颇讶其设备简陋，不够高等学堂的应用。”［2］

在众多的批评中，最为尖刻的是《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