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卫民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纵观1979年以来中国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史，我们不难发现，程序司法化无疑是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①本文所称的司法化是与非司法化的专断化诉讼模式尤其是传统中国行政式司法方式相对的。在中国的传统行政式司法方式中，司法呈现决策主体单方化，决策行为专断化，决策机制非参与化、非对抗化、非公开化等面相。相反，在法治化的司法机制中，呈现决策主体多样化，决策行为理性化、合意化，司法程序必须在诉讼各方的参与下，对抗化、公开化地进行。。概括而言，即刑事诉讼不断展现出由单方式程序向双方式程序、单方式程序或双方式程序向三方式程序、形式上的司法程序向实质上的司法程序、弱司法化程序向强司法化程序转变的趋势，“刑事司法”日渐名趋于实。新近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强化了这样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笔者以为，有必要从司法化的视角梳理中国刑事诉讼司法化的实践样态，评析《草案》的相关内容，并展望中国未来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本文便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尝试②对于中国刑事诉讼长期固有的非司法化性质，陈瑞华教授称其为“行政式”程序 (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笔者以为，这涉及如何定义“行政”的问题。至少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程序已日趋程序化和正当化。因此，将这种非司法化的中国式程序命名为行政式程序也可能令人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