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鼎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1926年3月18日下午二时许，北京约两千多示威群众在铁狮子胡同的国务院门口与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旋即遭到卫队开枪射击，导致四十余人死亡，一百余人受伤。此一事件史称三一八惨案。正如当时舆论早已留意到，三一八惨案是民国以来“政府屠杀爱国青年之第一次悲剧”，①江长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263页。何以在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时期会“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悲剧，这是一个常常容易被后来的研究者忽略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曾说:“价值、预期和潜规则表达和塑造了集体的意向和行动，即我所谓革命的政治文化，正是此种政治文化提供了革命政治行动的逻辑。”②Lynn Avery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Univerity of California Press，Ltd.1984，p.10.事实上，这样的悲剧之所以“第一次”发生，恰恰暗示了为政治行动提供逻辑的政治文化的急剧转向。本文通过探讨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成立以后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梳理北京地区民众运动的政治文化转向，以求进一步丰富对于三一八惨案发生原因的既有认知。

一、从“革命”到“反动”:临时执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自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以后，北京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众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最重要者无疑是传统北洋体系中一息尚存的中央权威之彻底沦丧。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一个月，有舆论对此作了颇为形象的回顾:“四年前，在徐世昌时代，政府命令只能行于北方诸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