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艇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0 引言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影响很大的理论著作，很有建树，但长期以来，人们常以“以禅喻诗”来评价它，此论相沿至今[1-5]。 其实《沧浪诗话》的价值并不在“以禅喻诗”上，可以肯定地说，“以禅喻诗”既不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也不是全书的根本特征。 《沧浪诗话》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等部分，《诗辨》为第一篇。 严羽曾自诩“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 笔者认为，严羽所说的这个“公案”，才是《沧浪诗话》全书的核心内容。

1 严羽“断千百年之公案”的真相

1.1 “断千百年之公案”的出处及表意

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曾对表述自己文艺思想精华的《诗辨》倍加赞赏，他说：“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直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旁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虽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6]234在这段话中，严羽表达了这样几层思想：

（1）《诗辨》的主旨之一是“断千百年公案”，由于他断了千百年公案，所以在社会效果上是“诚惊世骇俗之谈”，成为“至当归一之论”。

（2）批评了江西诗派，击中其要害，不留情面，如同“直取心肝刽子手”。

（3）以禅喻诗颇为自得，自称“莫此亲切”。

（4）此派学说是自己独创而来，“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旁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

（5）对自己的学说的正确性非常自信、坚信，即使“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

考其所述事件，主要是两件：一是评江西诗派；二是以禅喻诗。 其中能成为“千百年公案”，又能“惊世绝俗”的事件似乎没有，这两件事都不着边际。 就算评江西诗派能算得上“公案”，但也不够“千百年公案”，就算“以禅喻诗”有千百年，但并没有构成“公案”。 那么严羽所说“千百年公案”是指什么呢？如果《诗辨》中真有可以称为“千百年公案”的事件、思想、学说，那么他的价值也将是划时代的。

1.2 《诗辩》中的重大发现

在《诗评》、《诗体》、《考证》等篇目中，都平平淡淡，没有称得上“惊世绝俗”的内容，只有在《诗辨》中闪烁着精彩的文艺思想，这闪光的思想正是严羽发现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区别。 他用“妙悟”这一概念来表述自己发现的形象思维。 郭绍虞先生指出：“大抵沧浪于诗，约略体会到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分别，但没有适当的名词指出这种分别，于是只能归之为妙悟，而创为别才、别趣说。”[7]429毫无疑问，郭绍虞先生的看法是很有眼光的。

严羽用非常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6]23诗歌创作要用形象思维，当然，在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对形象思维的认识有那么深入。 人们对形象思维的科学认识是在巴甫罗夫大脑神经生理学问世之后。 由此，人们才科学地了解到人的大脑由两个半球组成，其中人的右脑就具有形象思维的功能，巴普罗夫将其成为第二信号系统。 不过在当时，严羽只是“约略体会到”这种区别，尚不可能在科学解剖的基础上对形象思维有一个全面的看法。

他对形象思维的界定只是用否定的排除法来缩小其外延，即所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但是，诗到底关什么呢？ 他并没有直说，他并没有科学地揭示这一内涵。 因此，笔者认为，严羽只是“约略体会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区别，并用否定式的排除法缩小了它的外延。 他还找了一个十分有特色的概念来表示这种朦胧的认识，这一概念就是“妙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6]11。

李泽厚先生也有同感，他说：“形象思维本是一个老问题，这个词虽然出现较晚，但问题很早就被注意和提到，在宋代而不满意宋诗、以盛唐气象作为诗的最高境界的著名的《沧浪诗话》便曾突出地提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又说‘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就是说，诗有不同于读书、说理的自己的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概念、语言，或思维（言筌、理路），而要求在有限的言词形象中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和意味，这是针对当时宋人以议论为诗，在诗中大调书袋，比兴阙如，弄得形象干瘪，意兴索然而发的。”[8]从郭绍虞和李泽厚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严羽在《诗辨》中发现了形象思维问题；从严羽自己的表述看，他得到这一发现后非常喜悦，令他喜悦的原因是他发现的这一领域是一个非常新鲜、非常重要的天地。

艺术要表达情感，诗要言志。 言志不是空说道理，不能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而是要用形象，这一问题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并用“象”、“象外之象”、“兴象”、“意象”等概念来描述它。 同时，运用语言塑造形象的方法和技巧，即形象化的方法也非常成熟，如比兴、隐秀、声律、夸饰等等。 但是，对于综合运用形象化的方法创造“兴象”的思维活动，认识却十分简陋，严羽的诗歌理论正是发现了创造“兴象”的认识活动。

当他得到这种认识之后，便果断地做出结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诗者，吟咏性情也。 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6]23。 这段文字可以视为严羽“断千百年公案”的判决书，表达出一种重大的发现。 这一发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审美对象的形象和艺术技巧转移到创造形象的思维上——人脑的产物上。

严羽所谓“断千百年公案”，至少要有以下两个要件。

（1）要恢复汉魏以来千百年诗歌情景交融的光荣传统。 南宋以后，重形象、重比兴的文学传统受到了严重冲击，“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反复终篇，不知著到何在。 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6]24。他大声疾呼“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 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6]24。他公开申明自己要努力恢复千百年优秀的诗歌传统，“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源汉魏以来，而截然谓为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立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 虽然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6]24。 所以，严羽所断千百年公案的目的是要恢复汉魏以来诗歌讲究情景交融的光荣传统，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流弊，正因为如此，他才很自负地说这是“断千百年公案”。

（2）发现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区别。 严羽采用排除法的方式，在千百年的文学理论史上首次提出形象思维的独特性。 正如朱良志先生所言，他确立了“妙悟乃是艺术创作的根本途径”之说，“他以‘妙悟’为‘本色’、为‘行当’，强调‘一味妙悟’，以‘妙悟’作为创作和鉴赏的根本途径，并排斥其他认识方式可以达到艺术创作崇高境界的可能性。 如此明晰的表达，在中国美学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9]。正是由于他在千百年的文学发展史上首次发现了形象思维与其他认识方式的区别，所以将这一发现确定为“千百年公案”自然当之无愧。 郭绍虞先生曾将严羽的理论概括为别才、别趣说，但是，只是叫法不同，因为郭绍虞先生也说“没有适当的名词指出这种分别，于是只能归之为妙悟”，其核心仍是妙悟。

2 严羽“断千百年之公案”的价值

严羽“以禅喻诗”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 在这面旗帜之后，有些观点是极有创造性的，有的观点则仅仅是借来的“虎皮”，并无新意。 他将禅理溶入诗论，既有借鉴之处，也有创新之处。

2.1 借鉴之处

我们先看其借鉴之处。 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 反映在他的诗论中，具体融化为以下3 点。

（1）乘有大小，诗应有品第。 严羽指出：“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的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小乘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6]10他从禅学中借了大小等次的观念，并借这些术语来说明历史上不同时代诗歌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品第。

（2）宗有南北，诗有家数。 严羽十分强调学习古人，他说“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于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6]327。 他把溯流别、 辨家数看做是谈诗的条件，“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6]125。为什么一定要明宗派、辨家数呢？因为在他看来，找到了家数、宗主，才叫“须是本色、须是行当”[6]103。

（3）道有邪正，诗有门径。 由于学诗是“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路子对了“行有未至，可加工力”[6]1，即使差距很大，只要努力前行即可。如果路子错了“路头一差，愈鹜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6]1

这些观点从禅学借来，其实只是借了名词而已，并无新意。 但是，这些观点对于初学者来说，也不失为提高创作水平、进而登堂入室的精辟之见，简单地将其斥为“不通禅理”，也过于简单。 因为他的目的并不在谈禅，而是在喻诗，只要喻诗喻得有水平，也值得学习。

2.2 创新之处

我们再看其创新之处。 其创新之处可归为以下3 点。

（1）提出一对概念——“妙悟”与“熟参”。 这一对概念所表达的思想，应是严羽“以禅喻诗”中富有创造性的部分，在这一对概念中，严羽既有“旧瓶装新酒”的创新，也有原则性创造。 其中“妙悟”为原创性概念，而“熟参”则为衍生性概念。 “妙悟”是一个极富革命性的概念，严羽用这个禅家术语来喻指有别于逻辑思维的一种艺术思维。 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一概念就是形象思维的代名词，也不能把“妙悟”与形象思维视为同一概念，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妙悟”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的一个概念，其在内涵上接近于我们后来所称的“形象思维”。

（2）辨析了“妙悟”与形象思维和感情的联系。首先，“妙悟”说提倡从形象出发，强调艺术思维过程中的形象性。 严羽非常推崇“妙悟”说，指出：“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6]24。 生活中的“音”、“象”、“月”、“色”，要在“妙悟”的基础上，注入作家的思想情感之后，才能变成“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和“镜中之花”。 在这里，他十分强调创作要有具体的形象做基础，而“妙悟”便成为对头脑中的形象进行抽象、概括，并成为创造新的艺术形象的思维过程。 “妙悟”说还十分强调思维中的情感，而形象思维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伴随着强烈的情感。 严羽说“诗者吟咏性情也”[6]24。 应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1]24。 形象思维始终把强烈情感的抒发与思维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作家把强烈的感情灌注于文学形象中，因此，文学作品才能“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的“妙悟”说十分重视诗歌的情感，他在《诗评》中论及唐代诗人的作品时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6]182，论及蔡文姬时则说“《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6]174，论及屈原的《离骚》时则说“读骚之久，方识其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 否则如憂釜撞甕耳”[6]170。 可见，严羽的“妙悟”说非常强调艺术思维的强烈情感。

（3）论证了“妙悟”与“熟参”的关系。 严羽认为，“妙悟”的基础是“熟参”。 而形象思维的培养需要注意积累形象材料，积极展开联想和想象活动，以锻炼形象思维的自觉性，推动形象思维的发展和成熟。只有在长期训练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形象思维。 严羽十分重视形象思维的培养，他提出“妙悟”的基础是“熟参”，“熟参”就是一个长期不懈地锻炼、训练的过程，通过这个锻炼、训练的过程，才会有“妙悟”，否则“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6]11。 他告诫学诗者“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6]11。 严羽开列的学习内容之多，几乎包含了宋以前中国历代诗歌的全部精华，因为，在他看来，如不这样练习，就会“终不悟也”。 他对学诗者谈学诗的经验时也说“先需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6]1。长期的学习熟参，“久之”才能“自然悟入”，悟入达到的境界，才是“非关书也”、“非关理也”的“妙悟”之境。 严羽在自身大量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的经验，发现了“妙悟”这一现象的存在及其作用。 特别是在对孟浩然和韩愈做了对比研究之后，他更加自信自己的发现，慨言“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诗独出退之者，一味妙悟而已”[6]10。 孟浩然的“学力”其实就是书、理，在这方面，他比韩愈差很多，而诗却在韩愈之上。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一味妙悟而已”。 因此好的诗作“非关书也”、“非关理也”，仅仅是“一味妙悟而已”。最后他得出结论“诗道亦在妙悟”。这样我们就可以弄清楚严羽“断千百年公案”的目的，即告诉人们，诗歌创作仅靠书和理是不行的，但没有书和理也是不行的，书和理只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要想写出好诗来，一定要用形象思维，即妙悟。 而妙悟是要经过长期训练、并通过熟参来培养的。 这就是严羽“断千百年公案”的“最后判决”。

3 严羽“断千百年之公案”的意义

严羽的诗论确实有“以禅喻诗”的方面，但仅仅是“门面”而已，而透过他“断千百年公案”的事件，我们则能更好地了解严羽诗论的本质和整体。 这一事件的价值在于首先发现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区别，提出了妙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中国古代诗论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概括而言，其意义可归结为以下4 个方面。

3.1 抨击了宋代诗派“以文为诗”“以理为诗”的流弊

严羽通过“断千百年之公案”，抨击江西诗派和四灵诗派的不良创作倾向，达到抨击“以文为诗”、“以理为诗”流弊、恢复汉魏以来的诗歌表达感情自然、善用比兴手法的光荣传统的目的。 严羽要断千百年之公案这一愿望的产生是由于汉魏、盛唐以来的诗歌传统至宋代丧失殆尽，以文为诗、以理为诗的恶劣创作之风盛行，严羽对之痛心疾首，立志变革。 他说：“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 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 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6]25他倡导汉魏、盛唐以来的优良诗歌传统，力矫时弊，并把自己的这一做法上升为“断千百年之公案”，足见他对自己诗歌理论立场的坚定程度。

3.2 提出了新的理论体系

通过“断千百年之公案”，严羽提出了新的理论体系，自出新意，成一家之言，促进了南宋以后诗人及诗论家的思想解放，对恢复中国传统的优秀诗风、开创文学新局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在南宋以前，虽然文艺作品与一般应用性文体已有明显的界限，诗人和理论家对文艺作品和一般记言记事的文章的不同特点已有了深入的见解，但是对产生这种区别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即对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不同），他们却知之甚少，或曰不甚了解，未能从人脑的机能与认识世界的各种不同方式的关系上入手，去研究优秀作品之所以成为优秀作品的主观因素。 而严羽则发现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区别，并用“妙悟”这一概念来明确与逻辑思维相对的形象思维的内涵，这一发现对作家自觉运用形象思维进行文艺创作，克服“以文为诗”、“以理为诗”的流弊，都有着重大历史意义。

3.3 “妙悟”的发现为形象思维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严羽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那么好诗“关”什么呢？ “诗道亦在妙悟”，关的是“妙悟”，严羽利用“妙悟”这一概念，提出了“诗道亦在妙悟”的命题，纠正了诗人在艺术思维上的错误习惯，指出书、理等因素对艺术创作固然重要，但它们并非诗人创作出优秀诗歌作品的必要条件。 这一判断纠正了存在于世人大脑中的一个错误判断，即书、理与优秀诗歌的创作是一一对应的，正是由于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存在，人们才会产生书、理与优秀文学之间一一对应的错误认识，才会不假思索地以这种错误认识为大前提进行演绎推理，才会在创作中“以理为诗”“以文为诗”。 严羽的学说从逻辑上指出了以文为诗、以理为诗的弊端和错误，发现了书、 理与诗歌创作之间这种非对应的逻辑关系，不但找到了以文为诗、以理为诗的逻辑错误，同时也发现了好诗之所以成为好诗的主要条件——妙悟，即形象思维，这一发现为形象思维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3.4 提出了一些新的范畴、命题

在“断千百年之公案”的过程中，严羽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范畴、命题，丰富了文学理论的思维空间，拓展了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论域。 严羽提出了“妙悟”、“熟参”、“兴趣”等概念，提出了“诗道亦在妙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等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的提出，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体系的拓展和丰富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加深了人们对诗歌创作过程的认识。 诗歌创作的最终目的是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用“妙悟”的方法，因为“妙悟”这种形象思维可以把“月”变成“水中月”，把“花”变成“镜中花”，把“色”变成“相中色”，把“音”变成“空中音”。 那么，这一转变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就是要“吟咏性情”，当诗人在“花”、“月”、“音”、“色”中注入自己的情感时，才会有 “镜中花”、“水中月”、“空中音”、“相中色”。 而有了“镜中花”、“水中月”、“空中音”、“相中色”，原来普通的“花”、“月”、“音”、“色”就会有“兴趣”，而实现这一转变的过程就是“妙悟”。

4 结语

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发现文学作品要用形象，我们的前人也很早就不自觉地使用形象思维，而首先发现这一思维形式的就是严羽。 他用“断千百年公案”这种冠冕堂皇的论调，提出了极有价值的“妙悟”理论，为后人自觉地进行形象思维提供了初步的范畴和命题，同时，也为纠正宋代文学“以文为诗”、“以理为诗”的流弊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从而为中国古代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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