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的君主义务观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的启示
2012-04-12李春明王金祥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4期
李春明 王金祥
目前,学术界大都认为,“义务本位”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征,它要求臣民服从皇帝,奴隶服从奴隶主,农民服从地主,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念并不能表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全部。它只看到了民众对君主的义务,没有看到君主对民众、对天下的义务。其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非常重视和强调君主对民众、对天下所负的义务。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君主,“他的职权虽大,但是他没有行使个人意志的余地;……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准则。……因为全国臣民的公正、福利和安宁,都依靠这种责任政治的锁链上的第一环的牢固坚强。……他在言行上都没有一种骄傲的沉默或者可憎的自大,他在生活中,时刻意识到他自己的尊严,而对于他从小就经过训练必须遵守的皇帝义务,他随时要加以执行”。①[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鉴于此,本文试对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君主义务观及其对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启示与借鉴作用,略述管见。
一、传统法律文化设计君主义务的理论基础
传统法律文化从“天—君—民”关系的分析入手,为君主义务的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点,具有明显的“社会契约论”意蕴。社会契约论把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建立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签订政治契约的基础上。霍布斯认为,政府就是“一大群人互相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①[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2页。
登录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