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发展观的理论渊源

2012-04-12黄敦兵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2年6期

黄敦兵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430079）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关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课题，几十年来，形成了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多个毛泽东研究中心。关于毛泽东早年发展观方面的基本文献，散见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等及一些传记[1]和其他师友的日记与回忆录中。虽然当前国内外毛泽东发展观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研究领域所限，一般来讲，国外学者集中于毛泽东传记类研究，国内学者则主要集中于建国以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发展观研究，对于早年发展观的形成与科学内涵之挖掘，用力相对地较少。本文拟先对毛泽东发展观研究的现状进行简单综论，评述其得失，再给出毛泽东“早年发展观”的合理界定，由此坚实的问题意识出发，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探讨毛泽东早年发展观的形成历程，探寻其“理论渊源”中的核心问题。

一、毛泽东发展观研究之现状

目前，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十分深入，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着眼于建国以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策略与思想，探讨毛泽东的发展观。如着眼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认为毛泽东的发展观丰富而深刻，“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的继续探索、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二是着眼于邓小平的发展观思想的渊源，探讨毛泽东的发展观。如只是以毛泽东发展观为渊源，主要探讨邓小平发展观的国际视野与时代特色。[3]三是从毛泽东发展观的历史演进角度探讨。如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探索与后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4]科学发展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应用与发展。[5]可惜篇幅所限，论题未能充分展开，尤其是对于早期发展观的研讨较为薄弱。有的虽所涉及的论域较广，但主要着眼于实践层面的总结，不是对发展观的反思。四是从其他角度切入毛泽东发展观。如专论毛泽东政治发展观，[6]或专论毛泽东的民族发展观及其现实意义，[7]或从社会学视野反观毛泽东发展观。[8]

至于国外研究现状，较早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与史沫特莱的《中国的红军在前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潮，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野村浩一的《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施拉姆的《毛泽东》与《毛泽东的思想》、莫里斯·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均于此时出版。另外，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角度，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过梳理。其他如史华慈《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等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都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思想。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著《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研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特道路。近几年来则有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近藤邦康《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等。

综上而言，国内外毛泽东学说研究者几乎对各个领域的问题都有涉及，不过，有关毛泽东早年发展观研究的，仍只有零星的数篇论文偶有涉及，系统梳理的专著尚未出现。而且多集中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思想的相关问题上，对于哲学层面的发展观探讨相对较少；多集中在建国以后的毛泽东思想中的发展观问题，对于毛泽东早期发展观研讨相对较少。所以仍须对毛泽东早期发展观作系统、深入的研究。

二、“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从俄国劳工革命、中国“五四运动”精神中汲取营养

本文关注的核心点，主要是20世纪40年代中叶以前的毛泽东发展观的渊源、形成与科学内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的科学定位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个科学定位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各个方面，都有其历史理论渊源与现实实践基础。

具体到毛泽东本人的早年发展观，要探讨其理论渊源，至少要注意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四个要点：一是国际范围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际策动力；二是在“五四”影响下的国内进步思潮涌现的社会背影；三是重要人物的影响，老师辈如徐特立、杨昌济、陈独秀、李大钊，朋友辈如学友、会友、革命战友等对毛泽东的影响；四是毛泽东本人博学勤思、昂扬奋进的理论学习与革命实践活动。为叙述方便，以下将这几个层面融合起来进行分析。大致可以说，毛泽东早年发展观思想主要来自国际国内环境影响下的师友学术影响与工农阶级的社会革命实践。

就国际环境而论，当时俄国革命的积极影响直接造成了毛泽东的社会发展思想的成熟。1919年7月14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的《湘江评论》创刊了，主编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创刊宣言”，高呼“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连载于《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长文《民众的大联合》，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积极影响：“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9]俄国革命所起到的广泛影响是，“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10]可以成为一种普遍可行的革命范式，因此他极力主张一种“民众的大联合”。

革命的行动离不开理论的学习。1920年夏天，毛泽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湖南学联干部和个别进步教员集中研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以求解决现实社会问题。8月，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促成了进步青年任弼时、萧劲光等留学苏联。10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入了团，多数会员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后来回忆学习俄国革命历史经验时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11]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俄国革命思想武装中国的工人运动，这是毛泽东在社会发展观问题上从科学理论到革命实践的一次重大飞跃。在同湖南军阀赵恒惕作了有组织的斗争后，毛泽东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12]毛泽东此时已明确认识到：要用理论武装群众，通过革命运动获得政治解放。

三、敬慕“思想界的明星”：亲近师友的学术思想及人格魅力的重大影响

在毛泽东早年发展观的形成过程中，师友的学术思想的影响与人格魅力吸引的作用，也应该给予充分评价。

首先，徐特立先生的道德人格与担当意识，为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热血青年树立了一个标杆。徐特立热心社会改造运动，血写请愿书，为本省赴京代表“断指以送”，敦促清廷召开国会。他放弃了湖南一师的教席，以40多岁的大龄主动要求到法国“勤工助学”，成了当时颇有代表性的激进分子。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他将徐先生这一举动视为改造国家的进步之举。

其次，受湖南一师“道德高尚”的杨昌济先生学术人格的影响，毛泽东批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形成“天地惟动”的进化观及“观念造成文明”、知行合一的社会发展观。毛泽东毕业后，经杨先生介绍，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让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当了图书馆助理员，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革命书籍，促成他政治兴趣“继续增长”，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又由于杨先生推介，毛泽东开始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的革命思想的影响，思想上再次出现了一个大的跃进。后来他还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3]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逐张敬尧代表团到达北京，先后进行过7次请愿活动。当时病重在床的杨昌济还为此致信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由此可见其对弟子毛泽东等人的深切期许。

再次，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进步思想与革命行动的引领作用非常及时。在寻求社会发展问题之解决的过程中，毛泽东的社会发展观在不断地推进。在各种思想冲击下，毛泽东不断艰辛探索。就是在这种探索中，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逐渐感染、召唤了他。他倡言立志为学，寻求真理，而立志并非由于一种冲动而做出的轻率之言，“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为之有志也”。[14]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批评康有为学无本源。这封信说明了他已经开始从对康、梁的崇拜，转向了陈独秀所引导的新文化思潮。

李大钊是一位承前启后式的人物，“他象征着老一辈东方民主主义者与新文化运动前期（1915～1919）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共产主义者试图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的这个连续完整的链条中，李大钊正好是毛泽东之前的一环”。[15]李大钊曾经对青年寄予了厚望，他说：“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号召青年为理想而奋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16]他召唤青年 “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17]“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18]认为“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贡献”，[19]青年知识分子要到苦难的农村去，形成“劳工阶级的运动”和“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 “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20]这些也极大程度上促成毛泽东相信民众力量，走劳工革命道路，再造中国社会思想的初步建立。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李大钊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个人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这段关键的日子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年轻助手——毛泽东”。[21]这是一段人生关键时期，因为正是关键人物的影响对其各个方面思想的最终成形起到关键作用。李大钊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副刊为思想阵地，比较系统地撰文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他还把北大图书馆变成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带动青年进步的场所，使毛泽东、邓中夏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22]

作为后学的毛泽东读了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李大钊的大量宏论，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思想迅速发生着质的飞跃。李大钊称赞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还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23]十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4]莫里斯·迈斯纳甚至认为二人面对着共同的问题时，有时竟有着共鸣与互应：“李大钊所解决的问题，是所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要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与他同时期的图书馆助手毛泽东那里，在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引起了特殊的共鸣。”[25]

李大钊特意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毛泽东后来说，包括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的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6]邓小平主张，“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还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27]从上述经历可知，毛泽东在早年学马列，是“精”而且“管用”。可以说正是主要受到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才最终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最后，在激发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兴趣、创立革命发展观的关键人物中，陈独秀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毛泽东曾对陈独秀十分崇拜，高度赞扬他为“思想界的明星”，[28]并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29]甚至让毛泽东产生了陈独秀 “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感慨。《新青年》是引领毛泽东思想跃进的刊物，还是在一师时，毛泽东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1917年4月1日，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便刊登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关于《新青年》及其前身《青年》杂志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一师的同学周世钊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思想大转变，是1915年读了《新青年》之后。当时由于杨昌济先生在《新青年》上写文章，介绍学生阅读，毛主席是热爱这杂志的一个。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主张文学革命、鼓吹科学和民主的《新青年》，成了毛主席这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因此，他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在这前后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一条”的签定、袁世凯的称帝等，国内外一连串的事变，毛主席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深深地刺激着他的心灵，使他更急切地想找出一种方法，寻找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观念，开始直面中国的现实问题。在这些先进刊物与激进人物的影响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在逐渐孕育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毛泽东说：“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0]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5月调到上海，任党中央秘书，同陈独秀更为密切地合作。但二人之间的分歧也渐渐显露，最初集中在大革命时期对待农民问题上，以后分歧扩大。在党的五大上，由于陈独秀的压制，毛泽东和澎湃、方志敏等人拟定的重新为农民分配土地的方案都未能在会议上讨论。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直到十年后，当斯诺问毛泽东 “谁应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和南京独裁当局的胜利承担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还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责任，他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31]

虽然以后毛泽东在许多文章中都批评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犯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毛泽东也并不掩饰。后来毛泽东主张用“古今中外法”对党史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研究，认为将来对陈独秀的研究也应该是历史的全面的。他着重指出，“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32]“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陈独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33]实际上，“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34]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自称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还将他与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说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35]虽然陈独秀没能像普列汉诺夫一样很好地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有些很不正解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于党”，是“中国的孟什维克”。[36]革命要取得成功，离不开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陈独秀在创造党的历史上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37]同时，他也指出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并界定为“陈独秀主义”、“陈独秀路线”等，其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这就犯了右的错误”。[38]

最后，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相互推动。1920年对于蔡和森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复信说建立政权非常必要，“非得有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39]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四、“《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个人努力学习先进思想进行理论创新

毛泽东的苦读深思是广为众知的。他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利用一切机会，贪读书报，自学深思，吸收前人的思想。毛泽东说：“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40]在就读湖南一师前的军旅生涯中，毛泽东用饷银的大部分订报，“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41]他同士兵、同学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思想不断从社会改良主义中转变出来。毛泽东读私塾后、来长沙前曾有半年自学的经历，来长沙后也曾有到湖南省立图书馆他认为 “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的学习历程。一师的五年经历非常重要，“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42]这都得益于他的苦读勤思。

毛泽东早年饱读四书五经，后来还说他“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在读高小前后反复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认为此书 “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因读《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使他一度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想法。对毛泽东影响较大者，是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值得注意的是，他很早就有了中西对比的想法与做法。他主张“读要读点西方哲学，才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读《逻辑与逻辑学》等书时，他指出要多读点逻辑学的书，甚为有益。后来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认为本书很有意思，是必读之书。对于其他的，为学界所熟知的，则是读二十四史与四大名著，读前者则“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而“《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做一个中国人，《三国演义》不看是不行的”，“要把《水浒传》当做政治书看”，“《聊斋》是一部社会小说，值得读”。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他更是倾其心力，知行并举，像《共产党宣言》，他就看了不下一百遍，“《资本论》很长，看下去就是了”，像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读之是为了力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对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认为“要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用心读三遍”。读书是为励志，更是为回答“中国要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向警予的信中已经表达了他反思中国政治现状而奋图改之的愿望：“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43]故“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他在同日给罗章龙的信中指出，这“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44]所以他要高举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子。后来，他专门组织新民学会成员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他认定“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这就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即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据说在1939年底的延安，毛泽东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但理论要联系实际，要结合中国国情精读相关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强调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共产主义运动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话说，《宣言》是要完成“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须灭亡”的任务。在列宁的著作中多次引用《宣言》的内容，在《国家与革命》中，几乎是字斟句酌的分析研究《宣言》的观点。列宁把《宣言》看成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因为《宣言》“这部著作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他还指出，“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的，1992年在南巡讲话中，他还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他的“入门老师”。[45]

研读过《宣言》与列宁《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毛泽东，也一再赞扬《宣言》的地位及其现实作用。1941年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从《宣言》等书，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941年9月，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和请教学习问题时，毛泽东就谈到：“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能从《宣言》中提炼出这个纲，至少可以说明毛泽东的苦思与力行精神。据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最初作报告，然后多方征求意见，他自己又不断修改，到最终定稿，历时55天，前后修改竟达13次之多，[46]绝对是党内外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也说明了毛泽东精益求精的作风。毛泽东的严谨学风，也可以从他早年的苦读深思上找到原因。

五、结语

与以往研究或注重于建国初期、或偏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同，本文将考察重点主要集中在了毛泽东早年发展观。为了全面展示毛泽东早年发展观的思想特征，笔者不仅研读了毛泽东主要哲学著作，而且还兼涉相关文献，除了毛泽东本人的诗词及文集、中外学者的著名传记类著述以外，对与毛泽东相关的思想家、革命家如李大钊、李达的著作都有所涉猎。对于毛泽东早年发展观研究的开拓，本文既是基础理论研究，以图充分挖掘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某一个问题的逻辑结构；又是关乎现实科学发展观研究的主要论题，对于加强当前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亦是一项有益的探讨。

毛泽东早年的哲学思想包括他的发展观思想，“从根本上支配了他的一生的行为、事业和他的其他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他的这个哲学世界观的一些基本特征正是在其青年时期开始涌现或形成的”。[47]毛泽东发展观包括社会发展观、文化发展观等诸多层面的多重意涵，而毛泽东早年发展观与邓小平、江泽民以及当前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理论渊源关系，所以，都要重新深入论释。笔者已有另文专论毛泽东早年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及现实意义，[48]此处不赘。

[1]邵凡.求索——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胡映兰.论毛泽东的发展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3）.

[3]郭德宏，巴志鹏.邓小平对泽东发展观的若干历史超越[J].理论学刊，2004，（8）.

[4]潘捷军.试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发展探索与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联系[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5）.

[5]雍涛.科学发展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应用和发展[J].湘潭大学学报，2006，（6）.

[6]颜佳华，李江波.毛泽东的政治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06，（11）.

[7]娜芹.论毛泽东的民族发展观及其现实意义[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4）.

[8]朱柳萍，莫丽琴.发展社会学视野中的毛泽东发展观[J].绥化师专学报，2004，（2）.

[9][10][14][23][28][29][43][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室.毛泽东早期文稿[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56，313，74，637，281，282，493，498.

[11][12][13][24][26][30][31][40][41][42][美]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234，234，222，238，234，238，250，224，208，214.

[15][21][25]［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序言2，序言3，序言5－6.

[16][17][18][19][20]李大钊.李大钊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8，230，331，173，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