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容,蒋述东,任光敏

(1．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9;

2．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旅游与服务管理系,重庆 400067)

土家族哭嫁歌中骂媒现象新解

刘 容1,2,蒋述东2,任光敏2

(1．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9;

2．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旅游与服务管理系,重庆 400067)

土家族哭嫁歌是土家族女性出嫁时,伤别离,惧未来有感而发的哭唱歌谣。其中骂媒一段,新娘骂得酣畅淋漓,是哭嫁歌整个哀怨情绪的一种主动心理宣泄。通过分析媒妁职业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土家族的婚俗,阐释了土家新娘骂媒的原因,进一步分析了哭嫁歌及其中骂媒一段在当今社会的变迁。

土家族;哭嫁歌;骂媒

哭嫁歌是土家族民间歌谣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土家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谣中占有重要地位。哭嫁歌是新娘出嫁时履行的哭唱仪式上所唱的抒情歌谣。它伴随着土家族婚礼仪式而产生,作为婚姻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间接反映了土家族的婚姻状况。清代土家诗人彭秋潭曾写过一首竹枝词来描述土家姑娘哭嫁:“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1]形象地描述了土家女性唱哭嫁歌时悲伤的情绪及对亲人的恋恋不舍。从目前搜集到的“哭嫁歌”作品来看,哭嫁歌所述的内容主要包括哭爹娘、哭姐妹、哭哥嫂、辞祖宗、别姐妹、骂媒人等。新娘通过哭嫁这种形式,述离别情,叹难报父母恩,谢众亲人朋友,表达对未来婆家生活的恐惧,以及对媒人的愤恨。骂媒可说是哭嫁歌中极精彩的部分,哭嫁歌的悲怨情绪借此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哭嫁歌中,新娘对媒人的骂极为刻毒,如“梨树开花一树白,媒人全家死个绝。先死媒人独生子,后死媒人独生儿。”“茄子开花乌乌儿色,背时媒人都死绝。花椒炸口籽籽黑,背时媒人作天孽,哪天趴在路上死,阎王剥皮转二节。”[2]媒人历来被认为是姻缘的撮合者,又是男女婚嫁的见证人。他在做成人之美的好事,是应该受人尊敬的。媒人为何会遭到土家新娘如此的痛骂呢?我们从媒妁的出现以及在土家族婚俗中所起的作用谈起。

一、媒妁职业的产生

早在人类处于群婚乱交时期,媒妁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大约在父权制,私有制产生时,婚媾逐渐向专偶制过渡,议婚形式发展时期,媒就应运而生了。”[3]“媒”是父权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母系制时代人们尚不懂得生育的真正原因,认为生育是妇女与神灵交感产生的结果。这时男女间的结合是自由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正如《列子·汤问篇》所言:“男女杂游,不媒不聘”。但是到了父权制社会,男性为了确保后代在血缘上的纯正,就必须做出种种规定,以禁止女子婚前性行为。未婚女姓被剥夺了与外界男性交往的自由,这时婚姻中联络男女双方的中介人“媒”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可见媒职业是随着父权制、私有制的确立而出现的,他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母系社会的崩溃,女性地位的衰落。这里的“专偶制”仅是女性对男性的,男性对女性则实行的是多偶制。所谓“议婚”无非是讨论男性对婚姻所花费的成本问题。在整个封建婚姻中,媒人充当了男性利益的代言人,女性就像一件商品,由媒人从娘家议价出售到婆家,婚后辛勤地劳作来偿还婆家的彩礼。就像俗话所说:“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

媒妁职业产生的前期,媒人是男女双方氏族联姻的桥梁。如果说此时他在男女双方间游说撮合,仅是从外部来促成婚姻的话,到了封建时代,男女婚嫁非常讲究“明媒正娶”,他就是婚姻礼仪的内在组成部分。有无媒妁,已成为人们衡量婚姻是否合乎道德礼法的标准。所谓“男不亲求,女不亲许”[4]的门限就成了男女双方脖子上沉重的枷锁。《孟子·滕文公下》里讲到:“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说苑》载:“士不中而见,女不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可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思想已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和遵循。未婚的男女要成婚必须有媒人的介绍,特别是女子想出嫁,不通过说媒,还会被认为不贞洁。

二、土家姑娘骂媒原因分析

土家族在“改土归流”之前,婚姻是自由的,无需媒人撮合。土家族“地处万山之中,凡耕作出入,男女同行,无拘亲疏,道途相遇,不分男女,以歌为奸淫之媒,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5]妇女在婚配上有自由权,较少受到社会、家庭、财势等因素的制约。他们到了十五六岁就以山歌为媒,自由挑选婚偶。土家山歌唱到:“肥土种荞不用灰,今日结伴不用媒,多个媒人多张嘴,免得从中说是非。”“大山砍柴不用刀,大河挑水不用瓢,好姐不用媒来讲,山歌搭起五彩桥。”[6]在此情境下,土家女性心态是自由而舒展的,鲜明张扬着人性的本质。

在土家族“改土归流”后,汉人的许多风俗习惯逐渐渗入土家人日常生活中。汉族封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逐渐成为土家族婚姻中不可违背的道德礼仪。若男方或是其父母看上了某位姑娘,则由其父母做主请媒人去女方家求婚。由媒人携带一把伞以及一块两斤多重的猪肉去女方家求婚。若女方应允,则收下猪肉,反之则退回。一般来说,媒人第一次上门求婚,女方父母是拒收礼物的。根据媒人第一次求亲反馈回的情况,男方第二次请媒人到女方家求婚。这次,除准备块猪肉外,还准备两瓶酒和两斤糖食果饼作为礼物。媒人将男方父母的诚恳之意转告女方父母,希望两家开亲结义。这次女方父母虽还说些推脱之辞,但只要收下礼物,那么这门亲事就有八九成希望了。第二次求婚若女方家收下了礼物,男方家会请媒人第三次登门求婚。这次,女方家就会答应求婚,并表现出一种热情款待的气氛。女方接着就征求直系家属中长辈的意见,决定是否“放话”,即是否许婚。许婚后,媒人就在堂屋燃放鞭炮,向族内族外宣告双方联姻成功。接着,媒人还要去征求同姓家族的意见,以示尊重。许婚之后,由男方备办一定数量的礼物请媒人到女方家“取八字”。女方要请族内亲戚吃饭。届时,媒人请女方将姑娘的生辰八字填在男方已写好的红纸上。再由媒人将填好的红庚交给男方的父亲。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在完婚前,男方每逢年节都要备办酒肉果饼到女方家拜望。到男方要求结婚那年,要送一只有尾巴的猪腿。女方若同意当年完婚,则将猪腿连猪尾都收下。若不同意,则将猪尾割下,放在抬盒内,归还男方。女方当年如不同意,来年男方还会依礼再送一次,直到女方同意为止。女方同意后,男方再请风水先生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择定良辰吉日完婚。男方婚期选定后,再备办些礼物,请媒人到女方家“送日子”。双方共同商定好婚期后,男方开始筹办婚礼,女方开始准备嫁妆。筹备完毕后,男方就请媒人带彩礼到女方家“圆礼”。“圆礼”当晚,女方就开始哭嫁。村里族内姑娘姊妹和外乡的姑表姊妹、姨表姊妹都要来喝喜酒并陪出嫁姑娘一起哭嫁。“圆礼”第二天,男方的亲友要带上贺礼前来贺喜。舅舅、姑爷、姐夫等都要送“对匾”以示祝贺。“对匾”送来后,男方家要请礼仪先生主持升匾仪式。结婚的前一天,男女双方要举行“戴花酒礼”。女方姑娘要梳妆戴花并展示嫁妆和彩礼。男方在告祖发轿时,由舅舅为新郎披红戴金银花。随之则由媒人率领迎亲队伍敲锣打鼓到女方家迎亲。迎亲队伍到达女方大门后,女方会在门前举行“拦门礼”,男女双方的礼官会相互盘答。这一天,女方哭嫁达到高潮,要哭一个通宵。哭嫁的内容主要有:哭上头、哭吃离娘席、哭父母、哭舅父母、哭伯叔婶娘、哭哥嫂、哭姊妹、哭媒人、哭穿露水衣、哭辞祖先、哭上轿等。姑娘出闺当天,先由“摸米”搬帐子到男方家,女方再“发亲”。迎亲队伍一路吹吹打打来到男方家。接着夫妻拜堂,送入洞房。其间新郎新娘要争先“坐床”。当天晚上,众亲友要闹洞房,可以尽情嬉闹不分大小。新婚第二天即要行“清大小礼”,理清老少和大小。第三天,新郎送女方亲友回门。散放宾客后,新郎新娘还要一起到女方家拜望岳父母。至此,土家婚礼才告结束。

(一)媒妁的出现取替了女性自由择偶权

从土家族整个婚礼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前,女性有权自由选择配偶。“改土归流”后,媒人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代言人登上历史舞台,女性自由择偶权就被逐渐取消了。在封建包办、聘娶婚姻制度下,土家族女性的人性被压抑,感情被禁锢,婚恋自由逐渐被扼杀。土家女性仍然是父权制下,男性中心社会的牺牲品。

第一,媒人是父权制的代言人。在封建社会,婚姻是关系到家族的大事,只有征得父母应允的婚姻才能在家族中享有合法的权益。因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遵循的正统。“媒妁之言”是“父母之命”的具体操作者。媒妁所代言的是父母的意志,婚姻当事人本身并无自由选择权。在求婚过程中,媒人是男女双方家族联姻的桥梁。男方父母请媒人给女方父母传话,撮合和送礼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媒人一般代表男方父母求婚,得到女方父母的应允就算成功,而无须婚姻当事人同意。哭嫁歌中唱到:“豌豆开花钩对钩,背时媒人想猪头。吃了猪头丧天良,花言巧语骗爹娘。媒人讲话爹娘服,爹娘只讲酒和肉。贵女送人成‘贱女’,爹娘难享女儿福。”[2]姑娘就象个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被双方父母和媒人当成获利的交换工具。媒人从中获取的是利益,葬送的是女性婚姻的自由和幸福。

第二,媒人是男权制的代言人。土家旧婚俗规定:无论何家女子,只要被男方看中,买一串鞭炮去她家鸣放,就算定亲了,女方及其家人不得反对。男方再派媒人到女方家议婚,以促成婚姻的缔结。男性相对女性享有绝对的自由择偶权。媒人收取了男方家的好处,自然会帮男方说好话。这里媒人又成了男方意志的代理人,女方的意愿无足轻重。姑娘叹到:“哭声媒公与媒婆,一来一往操心多。千言万语是为我,其实你是想喝酒。千操心来万操心,你帮人家来说亲。过河翻山又越岭,为的使我成‘贱人’。”[2]诸如“贱人”之类的称谓在哭嫁歌中多次出现,如“贵女送人成‘贱女’”,“命苦不过女儿身,从此成了‘下贱人’,人家屋里难为事,身为‘下贱’难做人。”[2]一个贵,一个贱,形象地突出了土家女性出嫁前后,在娘家和婆家地位的差别。土家女性哭到:“我在娘家享清福,坐在闺房不出屋。太阳出来三丈高,睡在床上伸懒腰。天黑点起莲花灯,绣花拿起绣花针。……我到婆家长工苦,天晴落雨坐不住。外面路都看不清,露水湿衣到半身。走路脚踩烂泥坑,做活手拿锄八斤。……”[2]女性出嫁后,就象婆家的长工、家奴。在封建男权中心社会下,女性个性受到压抑,身体受到摧残。前后处境对比,女性自然会埋怨婚姻的不幸。怪罪媒人将她介绍到婆家,成了“贱人”。

婚姻本为男女之间的事,此时媒人似乎也成为与前两者鼎足而立的第三方。他的言辞确切与否,撮合的热心程度怎样都直接影响着婚姻的成败,以及婚后的家庭生活。在土家族旧式婚姻中,土家女性不过是封建婚姻制度下,完成婚礼这一社会行为的工具。新娘本来的主角地位被边缘化,而媒人作为社会习俗的代言人,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婚礼的主角。这种婚姻不可能以自由选择为基础,家庭缺乏感情,幸福度大打折扣。难怪新娘在出嫁时会通过哭嫁痛骂媒人。

(二)媒人贪利,说媒多有不实之词

另外,土家新娘痛骂媒人的重要原因是媒人在撮合男女双方时,由于贪利“媒妁之言”多有不实之词,以至女性婚姻不幸。《战国策·燕策》中有载:“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媒人贪财,“为其两誉”,自然会遭致新娘痛骂:“一条帕子两边花,背时媒人两面夸;一说婆家有田地,二说娘家是大家;又说男子多聪明,又说女子貌如花。一张嘴巴叽哩咕,好象田牛青蛤蟆。无事就在讲空话,叫儿叫女烂牙巴。日后死在阴司地,鬼卒拿他去捱叉。”[7]这种媒人凭不实之词撮合的婚姻,双方不甚了解,婚后自然不会幸福。女性对家庭的不满,自然转化为对媒人的愤恨:“人家丈夫像条龙,我家丈夫像毛虫;哪年哪月毛虫死,斑鸠跳出画眉笼!不怨爹,不怨娘,光怨媒人坏心肠!媒人肉,放锅熬,媒人骨头当柴烧,媒人的皮当鼓敲。”[7]想必媒人在婚前定是隐瞒了男方的诸多缺陷,以至女性嫁错了人。女性对婚姻的不满,自然怪罪到媒人身上。

媒人之所以在说媒时多有不实之词,这与封建婚姻的聘娶制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8]“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有币者必有媒”[9]的婚俗,在客观上为媒人提供了说谎骗财的机会。在土家族婚俗中,一般是男方聘媒人上女方家求婚,媒人“吃人家的肉渣渣,尽帮人家讲好话。吃人家的锅巴饭,说人家有千千万。人家给你打点酒,你说人家样样有。”[2]媒人收人钱财,自然会千方百计替男方说好话,用花言巧语使男女两家订立婚约。另外,男方每次上女方家以及逢年过节,都要给女方家送礼物。媒人会夸大礼物的质量,以促成婚约。土家姑娘自然感到受了欺骗,骂到:“人家赶个猪来毛又长,我家杀了还不够一餐。人家赶个猪来像野猪,我家杀了没得一碗肉。赶个猪来毛又长,赶你老子赶你娘。……”[2]女方嫁女看重聘礼,受了欺骗自然不悦。难怪新娘出嫁时要痛骂媒人了。

土家姑娘借唱哭嫁歌之机痛骂媒人,实则是借此形式表达对重男轻女社会现象的愤愤不平。在整个哭嫁歌中,土家姑娘伤别离,惧未来,这些都是她们行将通过婚姻这一社会仪式进行角色转化时,一种被动的心理感受。“伤别离”,表面上是告别亲人,实则是告别她们做女儿家时游离于重男轻女社会现实之外的自由生活状态。“惧未来”,表面上是惧婚姻不幸福,惧婆家虐待,更深层的原因是惧怕行将为人妇,就必须按照封建社会给女性规定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规范来生活。如果说“伤别离,惧未来”是迫于这些封建社会规范的被动感受的话,那么骂媒就是新娘主动的心理宣泄。哭嫁歌中骂媒一段,正如拉法格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各种宗教、各国政府,都以敬意和隆重的仪式敬重婚姻。哲学家、教士和政治家把婚姻看作家庭的基础,看作保证妇女的地位和对妇女保护和重视的一种制度。而在这种若干世纪以来绵延不断的庄严隆重的演奏会上,民歌却发出了不谐和的噪音。”[10]这种“不谐和的噪音”包含着女性对不平等的封建社会规范和社会现实的控诉。当然土家女性不可能认识到给她们带来不幸的是封建婚姻制度和社会规范,也不敢怪罪代表父权形象的家长和处于中心文化的男性,就只能从表而的和直接的因素出发,“骂媒”了。

三、土家族哭嫁歌中骂媒现象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改善民族地区生活状况,提高妇女社会地位,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1950年,我国颁行了第一部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保证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以及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受到严厉禁止。在婚俗调查中,恩施咸丰县大路坝村的江银珍欣慰地介绍到:“现在年轻人都是自己找,哪个还兴我们来包办咯。幺女儿结婚是好事,高兴得很,哭个

啥子哟,最多就摆个样样。”哭嫁歌生存的土壤——封建专制社会不复存在了,哭嫁歌在民间就逐渐消亡了。现在,媒人也只是婚姻介绍人,起个“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作用,不再说合双方父母包办成亲。重庆黔江区小南海镇古枫寨的唐中富谈到:“亲戚些介绍是好心才帮你关心儿女事,成不成还是他们自己的事。”土家女性重获婚姻自由,社会地位得到尊重和认可,出嫁就真正成了喜事,哭嫁就变成了“歌嫁”或“贺嫁”,骂媒就变成了“谢媒”了。

[1] 杨发兴,陈金祥．彭秋潭诗注[M]．宜昌: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7:186．

[2] 陈廷亮,彭南均．土家族婚俗与婚礼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236．

[4]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十四年[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5] 田发刚,谭笑．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6] 吴恭俭．土家族情歌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9-10．

[7] 陈才训．话媒[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6)．

[8] 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9] 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0] 拉法格．拉法格文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17．

责任编辑:毛正天

K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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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41(2012)05-0006-04

2012-08-29

刘容(1975-),女,重庆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文化产业、中国民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