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学

（全国政协办公厅，北京 100811）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早期实践与理论的贡献

王良学

（全国政协办公厅，北京 100811）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领导完成了“三大改造”，使新中国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其后的20多年里，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早期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探索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推动实现农业合作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期在农村的实验与建设高潮，坚定不移地把消灭“三大差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期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确立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期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的基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出“一国两制”构想，选准时机打开国门，释放战犯清理政治遗存，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做好准备等十个方面。

毛泽东；特色社会主义；早期；实践与理论；贡献

《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了巴黎公社、苏联社会主义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形式。其中，巴黎公社和苏联（包括苏东等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成为历史和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还在进行和发展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早期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探索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一、提出并领导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使新中国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上提出，要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出比较完整的表述；会后在审定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时，进一步完整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城市通过和平赎买、“五反”运动、收购统销、公私合营等办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自愿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渐进式过程，完成了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质的转变。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先见，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没有经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新、发展、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使新中国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实现了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完成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工作，“适时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1]，使中国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步期，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早期实践与理论探索。也就是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两件大事[2]。

二、推动农业合作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期在农村的实验与建设高潮

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共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根据太行区互助组快速发展的实际，认为“社会主义农村一定要集体化”，要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并于1951年初在长治地区率先兴办起十个农业合作社[3]。这一创举，为毛泽东推动中国农业合作化提供了最初的实践依据。

1953年，随着“一五”计划项目展开、投资增加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全面实施，农副产品供应日趋紧张，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发展、拖工业后腿的现象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其间，针对主观上超越现实、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进行整顿。1955年夏初，毛泽东通过自己的调查，认为地方干部和广大农民对搞合作化的积极性应予支持和鼓励，即在7月31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将要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高潮。”[4]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主持编写并亲自为其中一些文章写了按语的《怎样办农业合作社》（后改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1955年底，全国1.1亿农户中有7000多万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发生有主观上超越现实、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但在客观上为快速推进中国工业化，为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对这段历史，薄一波作为亲历者，做了以下评价：“历史的经验证明，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方面，确实具有个体经营和互助组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有关说明初级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的材料和按语，就整体而言是可信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按语中有些思想的基本精神，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不失它的指导意义”[2]。有人在严格反思与批判合作化与其后来的人民公社运动时，显然没有顾及，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如果没有合作化与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组织形式，没有亿万农民的激情与贡献，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与“两弹一星”等辉煌成就从何而来、何时能有。

三、立足长远，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文化是民族之魂、立国之本。毛泽东始终把文化建设当做中华民族复兴的千年大计，1940年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5]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6]。1956年先后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7]，并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特点的新文化思想，至今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指针。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建设，着眼于以党的思想建设带动和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及全民觉悟的提升与人民精神家园建设。他认为，一定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8]；虽然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9]。因此，要大力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全党同志和广大干部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以激发广大群众热爱党的真挚感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

为推动全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普及教育，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多次对唯心主义、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并不间断地在党内开展整党纠风、反腐倡廉运动，在全社会开展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的活动，树立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先进榜样，影响几代人形成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引导、促进中国社会形成了清正廉明、奋发图强的时代风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建设，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历史局限性，存在一些过头倾向和做法。比如，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毛泽东就心有遗憾。1956年2月的一天，他在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10]

四、消灭“三大差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期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有剥削制度的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就不能解决；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消灭了剥削制度，也消灭了异化劳动，从而创造了消灭“三大差别”的实际条件。毛泽东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推动缩小“三大差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在建国初期相继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9]。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教育他们接近工农，为工农群众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对新中国卫生与体育事业，毛泽东相继提出要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曾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1]，倡导全国广大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医疗队，深入农村、山区；各人民公社（乡镇）建立了卫生院，各大队（行政村）建立了保健站，并培养出一大批“赤脚医生”，为广大人民群众医治伤病。

毛泽东始终坚持把党风建设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建设他理想中没有“三大差别”的干部与群众、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平等的社会。他提出：“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是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遵守劳动纪律，而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毛泽东还坚决推动多次降低领导干部和高薪人员的工资标准，并在1965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取消军衔制，彰显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传统。

五、人民当家做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期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的基石

1945年7月，毛泽东与到访延安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交谈时，回答了黄炎培关于“周期律”的询问：“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性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两个务必”重要讲话的同时，还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措施：不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半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证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有利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12]。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划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格局，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的民主宪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奠基人和推动者。开国大典后，有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认为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政纲已经实现，提出了解散党派组织的主张。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个宣布解散，民进、九三学社也提出要解散。当时中共党内上层也有人同意解散民主党派。救国会解散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回国后听说此事，非常惋惜。他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当他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时，即派中共领导同志去九三学社传达他的意见：不但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展，并指示要解决各党派的经费问题、干部学习和失业问题，要求对党派干部和共产党的干部一视同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毛泽东于1954年12月19日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中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13]。1956年，毛泽东还郑重提出了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的口号。这样，八大民主党派得以保留和发展。雷洁琼先生曾深有感受地说：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毛主席许多事情想的都比我们长远[14]。

六、《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理论贡献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课题就历史性地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及波匈事件的发生，暴露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震动。面对新形势，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与非，中国和外国等十大关系[15]。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第七个问题中专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我国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15]。

1960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十年总结》讲话指出：我们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文革”后期，复出的邓小平在1975年7月10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上说，《论十大关系》“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今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2]。200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阐释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胡锦涛对科学发展观的论述，以及2011年初他在中央党校讲话强调要着力做好社会工作、群众工作的要义，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基本精神都是贯通一致的。事物的发展，印证了邓小平当年的话。

毛泽东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与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器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9]。这为社会主义时期不断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是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认真吸取苏联教训，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重要成果；是对中国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和建设的重大理论建树。

七、中共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期新形势下经济、政治、文化与党的建设的新起点

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16]。这次大会面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新的形势和任务，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大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强调：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力反对官僚主义。

大会吸取国际共运（主要是苏共）的经验教训，认真探索解决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16]大会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个精神具体体现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的名字仅出现4次（七大报告中有105次），并且在修改后的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这是在毛泽东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避免和消除个人迷信的具体举措。毛泽东一贯地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十分严格地限制对他的宣传。如1950年10月，北京市二届三次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给中央的建议，要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毛泽东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类似事例，在共13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许多记载。

八大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核心成员。经毛泽东宣传、推荐，陈云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实现了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设几层屏障”、“设几道防风林”，改革中央领导体制，加强集体领导，防患于未然的设想。

八、构想“一国两制”，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理论与策略基础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针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1956年10月会见外国朋友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说好了可以签个协议公布[17]。1958年10月13日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等时，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如果美援断绝,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台湾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18]。

1963年，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由蒋介石当局决定；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之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破坏对方之团结[19]。

毛泽东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开拓了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并长期并存的新路子，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又充分考虑了台湾等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最终发展完善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国策和基本政治制度；既为顺利实现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铺平了道路，又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必将为国家的统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重大的贡献。

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打破封锁、发展中国的根本支撑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开放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两厢情愿”的事，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们要开放，敌人要封锁，就开放不成[2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基于要“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考虑，提出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的援助为辅。”[16]同时主张：“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9]即使对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9]。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21]。

毛泽东十分重视全面发展对外贸易关系，提出“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22]；“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23]。我们对外贸易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21]。1958年，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发展经济，“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21]。这些思想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面对国际经济新格局，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一味地丢掉自我去追随他人制定了规则的“游戏”，从长远看，未必是福。

毛泽东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科学划分，无私地支援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为中国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在主要是亚非拉友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和权利。到1973年底，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150个，中国与世界上550个港口开展了贸易往来。毛泽东晚年还亲自批准从发达国家引进大批成套设备和项目，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1970年到1975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增加38倍，由45.9亿美元增加到1475亿美元。到1976年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11个。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评价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但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①。

十、打开国门，释放战犯，为工作重心转移做好准备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毛泽东比任何一位人民领袖都更急切地希望早日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入1970年代，毛泽东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更多地把眼光移向辽阔的远方，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在做两件事：一是选择“榜样”，二是选择或创造时机。选择的“榜样”，就是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选择与创造的时机，则是从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以毛泽东名义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②开始布局的。

斯诺应邀到北京后，10月1日毛泽东与其在天安门城楼上相见，并交谈约40分钟。事后毛泽东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请斯诺去中南海会见。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消息，并刊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斯诺的合影，含蓄地向美国发出信息。斯诺离开中国后，在意大利刊物上发表了与毛泽东的谈话。谈话在美国和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②，毛泽东巧妙地完成了一个重大战略布局。

毛泽东会见斯诺时的谈话，明确表达了中国要开放大门，开启并加大与美国的对话，利用美苏矛盾，开辟中国对外交往的新篇章，并要向美国学习先进技术，发展经济。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做自我批评。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

谈话中，毛泽东分析了尼克松急于要使美军早日从越战中脱身，并要寻求连任，必来中国的情势，预言说：“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当斯诺问到，他是否可以把毛泽东的话告诉尼克松时，毛泽东说：你只说尼克松“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斯诺问“中美两国会不会建交”，毛泽东确切地回答“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24]。

毛泽东会见斯诺3个月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一离开北京，毛泽东就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映逐条地对我讲。”“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25]当时，美国队主动向中国队提出希望“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的要求，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并上呈了“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毛泽东当即决断：邀请美国队访华！并嘱“赶快办。来不及了！”因当时世乒赛赛程已完，闭幕在即。毛泽东对于开放国门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的美国人。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尼克松于1972年上半年（2月21日）访华。中美关系走向了正常化的道路。已是暮年的毛泽东通过“乒乓外交”，为中国敞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为中国开拓了对外开放的道路，也阶段性地实现了“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26]的壮志，在世界上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地位。

推动实现与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毛泽东还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访华，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选准“榜样”，抓住时机，中美关系走上正常化道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毛泽东又检视国内的情况，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对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稳定天下、巩固政权近30年以政治建设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遗存进行盘点和清理。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提出关于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具体指示：“人家（战犯）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现在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所以一个不杀。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并要求：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24]。3月18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做出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这一举措告诉人们：昔日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些与我们明火执仗的对手，已经放下武器25年，都被改造成为共和国的公民了。一个以政治建设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可以成为过去，一个早就盼望的，但又因为政治基础不牢固，没有在1956年、1958年等时期真正到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应当可以开始了。

至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里，清理了革命战争时期遗留的旧账，排除了可能颠覆红色江山、改变人民政权的隐患，确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和方向，清扫了发展经济、发展文化道路上的障碍，奠定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社会基础，打开了新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加速发展新时期的大门。

“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1]。本文考察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早期实践与理论的贡献，就是要为新中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和理论，找到符合历史实际的渊源与联系，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性，增进人们对科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理解和信任，以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民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

注释：

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旁观毛泽东时代》，中华网【中华论坛】2010-12-27；参见杨永康：《评外国学者视野中的邓小平社会主义观——以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为例》，《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何理良：《和黄华携手走过的日子》，《百年潮》2011年第10期、第11期。

[1]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N].学习时报，2011-09-05（1）.

[2]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辛逸，高洁.口述史学新解——以山西十个合作社的口述史研究为例[J].中共党史研究，2011，（8）：111—117.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A].毛泽东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5.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0]邢小群.才子郭沫若[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4]马社香.“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雷洁琼访谈录[J].党的文献，2011，（3）：108—111.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竖排版.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7]郑兴和.从“和平解放”到“一国两制”[J].省对台工作，1999，（4）：10—12.

[18]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9]李东航.“一国两制”构想的由来和实践[N].解放军报，2008-10-22.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2]毛泽东军事文选[M].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1961.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5]徐中远.毛泽东生前每天必读《参考资料》[EB/OL].http:// www.zzdjw.com/GB/165261/229858/15571350.html.

[26]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C911

A

1007－905X（2012）06－0023－06

2012-03-10

王良学，男，山西稷山人，全国政协办公厅巡视员，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