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宇

上海人唱上海话，天经地义。

“汏脚水么烧”，王厂长王昊一张口，上海人就hold不住了，一个个手舞足蹈——听惯了粤语京腔，突然听到上海人搞笑《圣斗士星矢》，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心情乃为之大快。

上海人唱上海话，非自王厂长始。滑稽戏演员傅子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尝试演唱上海方言的流行歌曲，虽然影响不大，开了风气之先。新世纪后，王厂长、顶楼的马戏团、陈意心、黑棒、MC Banana等一大批年轻人吹拉弹唱、作词作曲，以沪语入流行音乐，Rap、朋克、电音，各种音乐形式，用沪语唱来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唱出一片音乐新天地。

陈意心：“上海话当然需要保护”

9月23日，陈意心导演的微电影《DZMZ大自鸣钟2》之《Author作家》在北京西路1829号申活馆举办了电影首映会。两部《DZMZ大自鸣钟》中，演员都用上海方言对话，和记者谈到这部电影时，导演陈意心觉得用上海话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在国外也有用方言拍摄电影啊，比如《猜火车》里的苏格兰口音。电影用方言更能贴近生活，现在我在筹备将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呼吸》改为电影，那部电影中，普通话为主，上海话以辅助方式出现。”

鼓捣电影之前，陈意心是一位音乐人，大学里组过一支乐队Freebirds，出过5张唱片。如果说他的音乐和电影有什么交集的话，最明显的恐怕还是上海话。

“Freebirds一开始都是用英文演唱，其实都是过来人，从翻唱英文流行摇滚歌开始，到最后才发现母语和家乡话更能表达最真实的情绪。也是凑巧，2003年想写一首关于童年居住过的小马路五原路的歌，里面有很多路名串在一起唱，最后发现，还是用上海话来唱这些路名最贴切，所以从此唱起了上海话。”他对记者说。

这首“五原路”就收录在他2010年出版的唱片《曾经》中。唱片封面是童年的他穿着花衬衫站在老式收音机前，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老式弄堂，国民床单、中山装、《铁臂阿童木》和《森林大帝》……

陈意心有上海话的情结，他觉得上海话当然需要保护：“毋庸置疑，保护母语和家乡话就像保护参天大树的树根一样，是对曾经哺育滋养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城市最好的回馈。”上海的一切都让他着迷。他写过一篇文章说上海是一个比较闷骚的城市，他认为上海相对北京为首的北方来说内敛务实，更具人文浪漫主义精神。

陈意心表示老上海的“新感觉派”前卫、激进，堪称“人文浪漫主义”的典范。2009年初，他在网络上发表了单曲，用“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一篇小说命名，借此向穆时英致敬，那首歌的名字叫“子夜，上海的狐步舞”：“当然，歌词里有穆时英写的《上海的狐步舞》片段摘录，因为觉得身处1930年代的穆时英写的新感觉小说很‘电子很时髦，所以非常适合舞曲化风格，甚至考虑将来有资金有条件的话会拍摄关于穆时英的电影。”

和上海话的年代味不同，他的音乐风格偏于电音。他觉得两者并不矛盾，相反，上海话很适合电子音乐：“因为曾经担心用上海话来唱会不会像沪剧或者浦东说唱，但后来经过研究发觉只要发音字数少点，还是很适合很cool的电子乐的。”

顶楼的马戏团：朋克都是娘娘腔

“打桩模子元宵模子翘边模子挖轮模子连档模子滑头模子寿头模子小刁模子。”在“阿飞外传”中，陈意心一口气说出的这么多模子丰富了周立波的打桩模子形象。不得不说，听了那么多用上海话的歌曲，感觉要唱出上海话的神髓，一本正经恐怕难以奏效，多少有些痞子气，比如上海Rap歌手MC Banana演唱的这首“复兴公园”：“所以伊拉吃饱饭，全线莫名其妙开始瞎来，逼牢阿拉叫伊老板，叫伊滚蛋，我现在只想请伊吃肉饼子炖蛋”——极尽滑稽搞笑之能事。

另一支搞笑高手就是在上海滩人气颇高的朋克乐团“顶楼的马戏团”。毫无疑问，“顶楼的马戏团”是上海文化的一支奇葩，大概在他们之前，从来没人想过，居然能用上海话唱朋克，还唱得风生水起，人气飙升。

“2001-2002年间，我们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开始零零星星有一些用上海话演唱的歌曲，主要还是觉得顺口，想把生活中上海小市民的感觉放到音乐中去，让歌曲更加生动、有趣。”“顶楼的马戏团”的主唱陆晨对本刊记者回忆说，“第一首创作的沪语歌我记得是这张专辑里的‘24_01的末班车，当时的主唱毛豆，用一种比较愤怒的情绪唱了这句上海话：‘大家都是一泡污，把乐队里认识的人都骂一遍，里面骂了梅二、梁月，也骂了我。只是当时国语歌在专辑中还占了相当的比重，并没有完全用上海话来演唱。到2006年我们的第三张专辑《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时，想更加彻底一点，就用母语上海话代替普通话演绎纯朋克的音乐，全部改用上海话，比较完整地呈现上海话摇滚的音乐风格。”

用上海话在现场的演唱效果还真不错，在上海本地，当然会引起听者的普遍共鸣。一方面，这些观众的热烈反应给了他们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也想摆脱普通话的束缚，也越来越感觉到上海方言的可爱和亲切。就像粤语，许冠杰之前，没有多少人用粤语来演唱流行歌曲，直到许冠杰等一批音乐人开始尝试，粤语流行歌曲的时代才横空出世。而台湾闽南语歌曲的兴盛，同样离不开先驱的努力。“顶楼的马戏团”也想成为上海话朋克的先驱，陆晨说：“我想如果我们能做一点尝试的话，说不定上海话歌曲会成为一种潮流，即使没有火，成为试验田里的一朵奇葩也不错。现在有些乐队喜欢用英语写歌，可是唱出来呢，怪怪的，我们听着觉得差不多，有的连老外都听不懂，还会问：刚才他们唱的是什么？如果谁都听不懂，还不如索性就用我们自己的母语来演唱，用上海话作为歌曲的载体，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只是以前我们忽视了这种可能性。当然，用上海话来填词会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碰到押韵啊，咬字气息啊，都有很多限制，我们也只是做了一些尝试而已。”

用上海话填词，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就像有的流行歌有国语和粤语版，不同的版本感觉完全不同一样，沪语版和国语版当然有不同的风味。陆晨觉得他们评判的唯一标准“还是听着好听”。陆晨觉得上海话很精致：“它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说它小资也许也对，它是商业化进程中的工业用品，很标准，就算骂人也不会太难听，不会受到乡土气的牵绊，从某些方面来说似乎是缺少了些什么，但是写歌很趁手。”

他们最受欢迎的“上海童年”那首歌写得就很顺畅，说起来也有些偶然，那天，乐队成员梅二和他太太到陆晨家来，正好陆晨说他想写一首关于城市的歌，梅二说那就写一首上海童年的歌曲吧，收在新专辑里，把上海的方方面面都写进去。他们选择了很多小人物，快递员、保姆、阿姨，等等，聊了一下午，他们走了之后，陆晨一口气写出词曲，然后做了韵脚上的一些处理，就写成了。

“进来白相相”也很出名，陆晨说：“‘进来白相相是有一次我经过火车站，那边有洗头房。那些洗头妹笑眯眯地叫你‘进来进来，在所有城市，都有这样的角落，这些角落也和都市的欲望有关。当然我在歌里没有批判，也不想褒贬，其中也没有低级趣味的描写。”

迄今为止，他们的上海话歌曲创作一共也就是二三十首。他们希望能出精品，也不完全靠音乐养活自己。这是剑走偏锋的一群年轻人，陆晨在事业单位工作，生活安定。他说他平时也就上上班，下了班陪老婆孩子，一个星期排练一次，有演出就去，主要还是靠工作的收入。“在哪里做摇滚都不容易，虽然这两年环境好多了，酒吧也多，但是从人口比例来看，听摇滚的人还是非常可怜。前两天有支欧美的老牌乐队来上海演出，现场观众也就来了200人左右。上海人的生活比较优越，搞摇滚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上海是个很好的舞台，全国各地的人都愿意到上海来演出。我也喜欢上海这个环境，比较安静，别的城市，要么热闹得过火。那不是我喜欢的，太疯狂的话我也受不了。上海，就像是摇滚圈的一个后花园，大家也可以看到最优秀的音樂家。作为摇滚乐的基地来说很不错。”

他觉得朋克被人误解了，就像他们唱过的一首‘朋克都是娘娘腔中所表达的，他们理解的朋克是能够自我反省自我颠覆的极致境界，接近于禅宗的禅。但是现在很多人把它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很男人味，自己很牛，别人都是傻逼，他觉得有点可笑：“我用了娘娘腔这个词，是想形成一种反讽。”他说。

他说他们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仍然会用上海话唱，偏于小清新，不再是前两年的朋克重口味，只是对上海的爱一如既往，因为这座城市，是生养他们并且给予他们灵感和激情的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