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鑫

核安全监管攸关国民生命安全。理顺中国的核安全监管体制中纷繁复杂的关系，考验政治智慧，需要时间和耐心，却是当务之急。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发生里氏9级强震，让数万人流离失所，也撕开了核电看似固若金汤的外衣。福岛核泄漏的阴云密布于整个东北亚上空，拷问核安全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一年间，全球反核声音高涨：德国宣布将于2021年底前关闭国内所有核电站;瑞士国内所有核电站到达使用年限后将停用;中国在福岛核泄漏第五天即冻结了核电项目审批。

虽然民间反核浪潮不断，中国高层风向却显示核电审批或将解冻。2011年11月23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表示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不会改变。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上，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更是在政协记者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将在今年恢复核电站项目审批。

中国不搞核电“大跃进”

进入2012年，大陆连发两起相邻省份间核电项目选址问题的冲突，将中国核电决策、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暴露无遗。首先是2月安徽省望江县官方发布报告喊停江西省彭泽县进行的帽子山核电项目。就在此该核电站准备兴建之际，安徽省望江县激烈反对。望江与彭泽仅长江一江之隔，核电站一旦有事，安徽方面势必受影响。在报告中，望江方面称彭泽核电项目在选址评估、环境影响等问题上存在失实问题。受安徽方面委托，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将他们的陈情书递交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