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关理应大开“方便之门”

“感谢年初三岁女童如厕被拒的哭声，因为此一啼哭之声撞开了广州44家政府单位的厕所之门。”这是广州一则媒体报道的开篇，充满了怪诞的喜悦之情。广州市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由，拒绝女童借用厕所事件引起媒体关注，在当地政协委员的关注和舆论压力下，广州市已开放49家沿街单位内设的厕所。

自古如厕之事不上厅堂，但这则新闻却立即引来全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人们都在为这49家政府单位的厕所之门洞开而喜悦：“解人民百姓如厕之急，就是在拉近政府与百姓的距離”；“开放厕所还原了公共服务本色”；“一滴水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即便机关内设厕所免费开放是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但公众都可小中见大、见微知著”；也有媒体焦急地呼吁“机关厕所开放当成‘便民惯例”。

开放沿街单位尤其是党政机关内的厕所，的确是一件好事。自古衙门深似海，黎民百姓莫进来。这是密室政治和威权时代的产物，官员经常需要高墙深院、宫锁珠帘来增加自己的神秘感，突出自己的特殊性，进而树立并维护自己的权威。但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尺度内，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已被重新定位——公务员与纳税人的关系。公民通过纳税，购买公务员的服务；公务员所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源自纳税人的口袋——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观念。

1987年，当政府部门最终决定用“公务员”替代“国家干部”这个称谓时，所考虑的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除了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特点外，还有公共事务“服务员”、“社会公仆”的身份。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一观念也逐渐为公众所接受。舆论之所以对三岁女童司法局如厕被拒事件感到不满，而对广州市开放沿街单位的厕所给予肯定，原因都在于此。

其实不止广州一地，也不止如厕一事，近些年来，政府机关向社会开放，已如星星之火一般在各地出现：2011年，河南洛阳市政府规定百家沿街单位免费向社会开放厕所；今年4月，北京市发文鼓励政府部门设立旅游开放日，以“旅游”名义接待普通民众参观；甚至还有中央部委的内部食堂，都已经向公众开放……

当然，也有抵制的声音出现，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就拒绝了公众要求开放机关体育场的要求，理由和广州司法局如出一辙：“如果向市民开放，那么安保方面的力量也要跟着加强。”而细查广州所开放的四十多家机关厕所，其中大部分是城管局、街道办等基层单位，没有一家市直机关。

民众与政府并非对立关系，“重大安全隐患”实是可笑的理由。但公允而论，反对者的担忧，却有其合理性。比如有政府部门担心，机关大门常打开，会不会影响政府机构的日常运作？而把机关设施向社会开放，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又该由谁来承担？

成本问题，已经在公民纳税的那一刻解决掉了。但是开放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确实值得探讨。政府开放性当然应当有一个限度——以不影响政府组织存在、不动摇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前提。无限度的开放会让管理社会的政府机构失序，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不公开，或公开得太小，又会使政府陷入封闭状态。因此，要不要开放？不是问题。开放到何种程度，才是需要探讨和细化的方面。

不同政府机关的不同态度，凸显了观念改变的不易。一些管理者谈到政府开放、透明等问题，仍然简单地理解为公开有关经济、财政方面的各项数据和政务信息等内容。这种理念，已经为政府管理者所接受——即便再有不满，也不会看到有人会直接反对政府信息公开。但政府的公开并不仅限于这些，其开放的内涵理应更加丰富和深刻。

敞开大门的政府机关，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比公开政务信息差。只有在开放的政府机关里，民众才能更熟悉政府组织的运作，才能更细致地观察这些系统是如何运转的，这些观察，又相应地能够促进政府与民众的互动。甚至是要求政府机关大开“方便之门”的声音，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内急如厕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对一种现代政治理念的确认，是纳税人对自己权利的一种维护。我们所希望的，是能通过这一条小缝，最终打开整扇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