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久久

一套西周时代的编钟，因为一连串的厄运和幸运，被分藏在上海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院。它属于2800年前的晋献侯苏，于是被称为“晋侯苏钟”。与著名的曾侯乙墓编钟相比，晋侯苏钟的规模、形制和音乐特性，都相差甚远，但是在它身上，一段尘封两千多年的历史被揭开，并让人们看到，一个一直被认为暴虐昏庸的天子，是如何努力挽救他的王朝。

考古学家败给了盗墓贼

1992年初春，65岁的考古学家邹衡刚到太原，就听到北赵村古墓被盗的消息。

北赵村的古墓群在1962年就被发现，被命名为“天马-曲村遗址”，但是直到1979年，正式的考古发掘才展开。在长达十多年的发掘和研究中，近千座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墓葬、数万平方米的居住遗址被发现。主持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邹衡认为，天马-曲村遗址应处于晋国的最初封地。

《史记》中记载，周武王姬发灭商，建立西周，分封亲戚为诸侯，拱卫周王室。其子成王继位时还年幼，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继续征伐东边列国，扩大周的疆域，以至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诛灭了唐国之后，有一天，成王与弟弟叔虞游戏，削桐叶为珪，赐给叔虞说：“把这个封给你。”侍立一旁，负责记录天子言行的史官于是请成王择日册立。成王说：“我只是跟他开玩笑。”史官说：“天子无戏言。”于是成王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封叔虞于唐，传之后代，名为晋国。

邹衡认为，此地应该就是成王分封给弟弟的“唐”，也是晋国早期的都城“故绛”之所在。1992年，一个决定性的证据更印证了这个推论：在遗址中部，发现了晋侯的墓地。

但是遗址漫长的发掘过程早就引起了盗墓者的注意。据当地人说“盗掘者携带枪支武器，并有警车开道”，挖出宝物，即以汽车和拖拉机运走。在盗墓现场，还发生过枪战。

邹衡和同事勘察过盗掘现场后，马上报告了当地县政府，要求对墓葬周围进行保护，但并未获重视。等到两个月后，两座被盗的墓葬被清理出来，随葬品已经所剩无几。更让他们震惊的是，盗墓者的行动仍未终止，当年8月，编号为M8的墓葬又被盗掘。

被疑为赝品的甬钟

盗墓贼匆匆而去，并未将墓室完全盗空。被盗的M8号墓里，拨开层层坍塌的泥土，考古学家们清理出两枚劫后幸存的青铜器。这是两只甬钟，钟形如两片瓦相合，舞部（即钟顶）有勾连卷云纹，鼓部（钟口以上，钟的下部）有勾连对云纹。钟身上铸有整齐的乳钉，称之为“枚”。在钟的内部，有打磨用以调音的沟槽，名为“音脊”。

在两枚甬钟上，有利器錾刻的铭文，一枚上面刻着“年无疆，子子孙孙”，另一枚上是“永宝兹钟”。它们应属于一整套青铜甬钟，而上面的铭文，应该记载着钟的主人和来历。显然，其他甬钟都已被盗，只余下这两枚，被零落地收藏在山西博物院。

也是1992年，就在邹衡在为失窃文物痛惜不已的时候，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接到了一个从香港打来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他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光裕。他告诉马馆长，香港古玩市场上有人找他鉴定一批青铜编钟。数月之间，那批编钟已有七八个买家看过，但谁都不敢确定其真伪。因为从形制上看，这套编钟是西周的器物，但钟身上隐约的铭文却非铸造，而是用利器凿刻而成。这样的铭文，从没人见过，而且，按照当时的考古发现，青铜是西周人掌握的最坚硬材料，无法想象他们是用什么在青铜上刻下长篇文字的。

张教授把拓片和照片发给马承源。马承源看过，相信这批编钟应非伪造。他当即决定，以博物馆的名义购回这批流失文物。当年12月，这一批共14枚编钟被运回上海，收入上海博物馆。编钟上的锈迹除去，铭文中清晰地显露出“晋侯苏……”

而在山西，晋侯墓地的发掘依然在继续。考古学家们发现，在天马-曲村遗址中可能埋葬着八位历代晋侯，他们是那个持桐叶受封的王弟的后裔，也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个中原霸主的先祖。

这一发现震惊了考古界，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随即，邹衡接到了马馆长的邀请。1993年4月，他带着M8号墓葬的考古资料来到上海，站在了那14枚从香港购回的编钟面前。

两位同龄的考古学者在此时激动不已。清理干净、收存妥帖的14枚青铜钟，与M8号墓出土的两枚甬钟大小成编，铭文连续可读，毫无疑问，它们就是晋侯墓地中埋藏的一套。于是，一个史书中从未记载的故事浮出水面。

一段湮没在历史中的征伐

整套青铜编钟上的铭文一共355字，是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铭文中说：“隹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或南或。”意思是，在三十三年，周王亲巡东边和南边的诸侯国。

可是，这里的“周王”究竟是哪一位？史学界争议顿起。不同年代的推测，也关联到铭文中“晋侯苏”的指向——他到底是晋靖侯、晋献侯还是晋穆侯？

为了确定墓葬的年代，考古学家对M8号墓的树枝木炭样品做了常规碳14年代测定。结果显示，墓葬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808年左右，前后误差不大于8年。在这一段时间里，晋国死去的诸侯，恰是晋献侯。虽然《史记》中记载晋献侯的名字是“籍”，但是参照《系本》与三国时史学家谯周的考证，学者们逐渐认同晋献侯的真实名字应该是“苏”。这与铜钟上的铭文正好吻合。

由是，“隹王卅又三年”是周厉王三十三年的说法，被多数史学家所接受，而编钟上铭刻的文字，也终于可以解读了——它明确地记载了一段湮没在历史中的征伐。

在周厉王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846年正月初八，周厉王的大军从宗周镐京出发，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准备和行军，抵达东都洛邑。一百多年前，武王和成王为了控制东部的疆域，兴建了这座新的都城，称为成周。现在，第十代周王要从这里出发，去维护周的王土。大军继续向东，到三月底，他们抵达了目的地，当时还是晋国公子的苏也率领军队加入其中。大军分开行列，周王向苏下令：“率领你的军队，从左边和北边进攻，攻伐夙夷。”

年轻的苏率军出击，斩获一百二十枚首级，抓到二十三名俘虏。周王亲自来巡视军队，从他的车上下来，向南而立，命令苏从西北进攻，这一战，苏又斩首百余，俘虏十一人。听说周王亲征，夙夷人纷纷逃亡，于是王再令苏追击，斩首百又一十，俘虏二十，苏的封臣和将军也斩首一百五十，俘虏六十人。

于是，周王的军队凯旋而归，至于成周。周厉王召见苏，赐给他美酒、弓箭、骏马，以彰显公子苏的功绩。为了铭记战功和周王的赏赐，苏命人将这段经历刻在了青铜编钟上，令子孙永远宝藏。

另一个周厉王

在这段铭文中，人们不仅看到了晋侯苏曾经的骁勇，也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史籍记载的周厉王。

在《史记》、《国语》和《竹书纪年》中，周厉王姬胡都是一个暴虐的天子。《史记》中记载，他暴虐侈傲，引起国人不满，又命人监察，发牢骚者皆杀之。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很高兴，对召公说：“我能制止国人的非议了。”召公说出了流传千古的一段话：“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三年后，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将厉王赶出镐京。他逃到彘，最终死在那里。

暴虐和愚蠢成为周厉王在历史中定格的形象。但是，在晋侯苏钟的铭文里，他却意外显露出另外一面：勇武，识人，指挥有度，能够率领诸侯平定四方。

人们开始勾勒出一个更复杂的周厉王，一个挣扎在困境中的天子：他面临着先祖数百年从未面对的变局，孔子所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在他的时代已悄然发生。

在其父周夷王时，周王室的力量已经衰微，有诸侯不再前来朝贡，反而相互征伐。南方的楚国首领熊渠，甚至公然宣布不再接受王室的封号，立他的三个儿子为王。周朝的统治面临空前危机，周厉王不得不一面改革旧制，任用荣夷公，命令贵族必须从山林川泽的收益中缴纳贡赋，一面亲自率军討伐叛乱。

他的努力振兴了周王室。王室开辟了财源，军队在征讨四方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南方的楚王熊渠震慑于周厉王的武功，去掉了王的称号，再次臣服于天子脚下——但铁腕，终究无法阻止贵族和国人对他的不满。

70年后，西周灭亡。而晋献侯苏之后十五世，晋文公重耳即位。此时的晋国已经吞并了周围的诸多小国，成为春秋之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的军队在城濮大败楚军，成为中原霸主。

一个空前的乱世和文化勃兴之世已经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