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霖

(新乡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诗人。提到布朗宁，就不得不提到他的著名诗作《我已故的公爵夫人》。此诗之于布朗宁，就如同《哈姆雷特》之于莎士比亚，其地位可见一斑。由于布朗宁曾与夫人一起移居意大利生活，因此意大利的风土人情对他的作品影响颇深。[1]P326《我已故的公爵夫人》就是根据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二世的一个真实故事创作的。[2]P115据历史记载，16世纪的第五代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二世曾娶年仅十四岁的露克蕾吉亚为妻，三年后，十七岁的公爵夫人突然死去，人们认为有被毒死的重大嫌疑。很快，公爵又准备迎娶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之女芭芭拉为妻。芭芭拉的叔父蒂罗尔伯爵派了一名使者前往费拉拉商谈这桩婚事。就是基于这一史料，布朗宁创作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我已故的公爵夫人》。

布朗宁从不在写诗前确定他要对读者说什么，也不在诗作成后得出某个固定的结论。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如此，尤其是《我已故的公爵夫人》。因此布朗宁被英诗研究者评价为英国文学史上最有智慧的诗人之一。长期以来，诗中公爵夫人的死亡原因一直是众多学习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一般说来，大部分人会认为该诗主要是揭露公爵的专横霸道，冷酷无情；同时赞扬公爵夫人的天真活泼和开朗自然，是公爵谋杀了公爵夫人。然而本文将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背景为依据，从另一个角度探究公爵夫人死亡的客观与主观原因。

一 男权至上的婚姻制度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家族始终是城市社会生活的核心，它由同一血统的男性亲戚组成，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只是家族的附属成员。婚姻是家族合作与扩大的途径，它与家族命运休戚相关，每个家族都对此相当重视。

顺从和依赖是当时人们对妇女的一项基本要求。著名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在谈到年轻人如何选择妻子的问题时说出以下忠告：“你要的是一个能在你身边、你可以控制的人，她不每天外出,不经常参加宴会和婚礼。”[3]P49由于少女个性单纯，涉世不深，在感情的驱使下会温柔地顺从丈夫的心愿，适应其生活习惯。因此人们择妻时普遍偏好低龄少女。

据佛罗伦萨15世纪的财产登记薄显示，城市女性的初婚年龄仅十八岁左右，男女初婚的平均年龄一直相差十岁以上。[3]P49这种“长夫少妻”型婚姻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普遍现象，它加剧了夫妻关系的不平等。因为对女孩来说，经过短暂的初步学习怎样担当未来的家庭主妇角色之后，她们年纪轻轻就要结婚，绝大多数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又缺乏社会经验。而她们年长的丈夫正相反——成熟且在婚前已有多年的社会阅历。所以，女孩只能更多地依赖丈夫，由少女的屈从变成妻子的屈从。作为家中的主人，丈夫常常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教训妻子，并且社会舆论普遍维护“贞洁、顺从和依赖”的女性标准。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对丈夫管束妻子，包括使用暴力手段采取一种理所应当的态度。十四世纪佛罗伦萨的一条民谚就说：“马匹不分良劣，都需要鞭策；女人不分好坏，都需要棒打。”[3]P49

由此看来，在当时男权至上的婚姻体系下，从婚姻的一开始就注定了男女双方的不平等。诗中的公爵夫人十四岁出嫁，其实还只是一个孩子，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个成熟男人。两人无论在思想认识还是行为举止上都存在巨大差距，这桩婚姻的结局必然是悲剧。在他们两人的家庭生活中，从公爵的立场出发，作为绝对的权威，他必须要对妻子采取种种压制手段来达到控制她的目的。而公爵夫人的所作所为恰恰激怒了他，使他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挑战，于是怨恨日深，乃至最后“下了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男人普遍持有“妻子如衣服”的观点，可以随心所欲的管教妻子。况且诗中的公爵还是一位握有生杀大权的贵族，面对公爵夫人种种“大逆不道”的言行，他自然是无法容忍，极端恼怒，以致动了杀机。

因此，与其说是公爵的冷酷无情谋杀了公爵夫人，不如说是男权至上的婚姻制度埋葬了公爵夫人。除去性格本身的因素，公爵残暴行为的根源在于当时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以，不能将公爵夫人的死只归咎于公爵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使然。

二 自身行为有悖当时的准则

从客观角度来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男权至上的婚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公爵夫人的死亡。那么是不是公爵夫人本身就毫无瑕疵呢？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诗中对公爵夫人的形象刻画，并对照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以发现：对于她的死亡，她自己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首先看一下公爵对公爵夫人的描述：“她那颗心——怎么说好呢？——要取悦容易得很，也太易感动。她看到什么都喜欢，而她的目光又偏爱到处观看。”[4]P62由此不难看出公爵夫人对周围的任何事物都感兴趣，并且性格外向，感情丰富，是一位天真活泼的贵夫人。这些性格特点如果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会被认为是开朗可爱，这样的女士在社会上也会很受欢迎。然而对任何事物作出评价时，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同样，对公爵夫人的性格做评价时，也不能以当代的观念为标准。

公爵夫人生活的时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倡导情感抑制下的行为方式，即自我克制。人们非常注重得体的行为举止，“礼仪”的概念慢慢渗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对妇女而言，更是有一套严格的行为规范，她们要保持“优美得体的尊严和高贵”，避免“不受控制的行为”。 修道院院长弗朗切斯科·特雷维桑在《淑女的美德》中写道，一个女孩或年轻的已婚妇女都应遵守体面、谦逊的行为举止原则，避免姿势和行为中的浮夸和卖弄风情，始终保持眼睑低垂，安静地平举着头，而不是像鹅似地来回摇摆自己的头……她不应该像一个疯女人那样咬自己的手指甲或嘴唇。在举止方面，她应该以圣母玛利亚为行为典范，特别是在公共场合。[5]P76如此具体地规范女性行为的建议在这个时期非常普遍。类似的观点还有：“妇女是虚荣和轻浮的人，如果你家中有女人，就要监视她们。”“女人应该仿效圣母玛利亚，她不会为了跑遍全城找水喝而离开家，也不会向英俊的男子抛媚眼，也不会听别人闲聊。不，她要呆在家里，呆在紧闭的门后，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有这样才是正当的。”[5]P76

因此，公爵夫人的“可爱”和“天真活泼”隐藏不住的一个事实是，以当时的行为准则来看，公爵夫人对她周围的景物及别人给她的礼物所表现出的好奇与欣喜是缺乏教养的行为。她在如何表现得像个名媛淑女方面知之甚少，对于严格的等级制度及她作为贵族妇女应遵循的规则更是一无所知。从“她的目光又偏爱到处观看”来看，她还是一个尚无自制能力的女孩。而当时人们对妇女的行为规范强调的恰恰是“自我控制”、“优美得体”。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费拉拉这样的城邦国家中，公爵就是所有的法律和正义，而他的臣民必须受规则约束，公爵夫人也不例外。从公爵和公爵的时代角度去看，公爵夫人的种种行为不仅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准则，也严重违背了公爵自身的审美标准。他自然会认为她的言行是轻浮且有失身份的，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不可能具备今天这样的开放与民主意识，公爵夫人的行为表现即使能得到公爵的认可，也难逃公众和社会的谴责。在对公爵夫人的谋杀中，公爵是“下了令”的人。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难道不是她自己的失当行为给公爵心中的烈火上又加了一把干柴？

三 不能适应社会环境

除了自身行为有悖当时的准则之外，导致公爵夫人死亡的另外一个主观原因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和公爵夫人在适应环境方面的失败。

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适者生存”的自然界法则，这个早已被普遍接受的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自然界中植物和动物为生存要适应环境，而人类在社会中也同样要遵守相应的规则以求生存和发展。那些没能遵守这些规则的，或迟或早一定会受到规则的惩罚，尽管这些规则从今天的角度看可能是严厉甚至是谬误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庭婚姻生活中，人们认为，夫妻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体面和谦恭的心态，保持“面部表情的平衡和恰当的控制”。如果他们到处乱撞，观望，做出野蛮和粗俗的动作，则显得轻浮和缺乏体面与尊贵。夫妇之间得体、礼貌的行为举止可以使夫妇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从而保持家庭的和谐和稳定。不过，人们更强调丈夫在这一夫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婚姻生活要处在丈夫的掌控之下，丈夫的责任就是提供给妻子正确的引导和物质资料，而妻子要对丈夫尊敬、听从并从他那里获得告诫。人们从女性在身体和智力上都不如男性的观念角度出发，强调社会和家庭中男主女从的关系模式。男性处在主导地位，其责任在于养家、指导妻子和儿女。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主要是操持家务、养育孩子并听从丈夫的教导。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婚姻完成了男性对女性控制权的转换。女性在结婚之后不再隶属于父母，而是要处在丈夫的监管之下。

对照上述对妻子的要求，已经嫁为人妇的公爵夫人，必须要遵守两项基本规则才能被社会大环境接受。首先她必须在行为举止上像个公爵夫人并展示她作为贵夫人的高贵品质；第二，她必须绝对把丈夫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上。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经可以明显看到公爵夫人没有做到第一点，而第二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她的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先生，她对什么都一样！她胸口上佩戴的我的赠品，或落日的余光，过分殷勤的傻子在园中攀折给她的一枝樱桃，或她骑着绕行花圃的白骡——所有这一切都会使她同样地赞羡不绝，或至少泛起红晕……仿佛把我赐她的九百年的门第与任何人的赠品并列……她总是在微笑，每逢我走过；但是谁人走过得不到同样慷慨的微笑？”[4]P62

通过公爵的描绘，一个对于如何适应社会环境一无所知的天真妇人形象清晰可见。作为妻子，她没能把丈夫尊为绝对的权威，而是“对什么都一样”以及“对每人都报以同样慷慨的微笑”。这种与社会大环境格格不入的表现使她遭受了惩罚，并且这种惩罚对她来说确实相当严酷。这里我们并不是要为公爵的谋杀行为辩护，而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说明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相应的社会环境和规则，即使这些规则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甚至荒唐可笑的。由于公爵夫人站在了社会的对立面，再加上公爵本人的冷酷残暴，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结局。

综上，正是因为有男权至上的婚姻制度这个客观存在，再加上自身行为有悖当时的准则和不能适应社会环境这两个主观因素，使得公爵夫人年轻的生命之花过早的凋零了。布朗宁的诗歌有时会让人难以捉摸，揣摩不透其中的奥秘。汪晴和飞白，两位研究布朗宁诗歌的著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以前的诗人大都喜欢给读者定调子，把自己的主张灌输给读者，要求读者同化；而布朗宁却把思考和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要求读者保持分辨能力。布朗宁面对的是爱思考的读者群。”[4]P50这个评价是布朗宁诗歌风格的极好反映，也正因为布朗宁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发挥空间，才使得他的作品能够保持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1]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2]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孙艳.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J].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6, (5).

[4]汪晴.勃朗宁诗选[M].飞白,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5]程新贤.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观[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