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亭，何 君

(1.云南民族大学校团委，云南 昆明 650031;2.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接受与创造的互动
——从文学接受机制的完善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小说的繁荣

李春亭1，何 君2

(1.云南民族大学校团委，云南 昆明 650031;2.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30年代是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高峰，尤以小说为甚。女性文学崛起、文学期刊互动、读者素质提高，现代教育机制、公共服务体系下形成的较为完善的文学接受机制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小说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学制度;文学接受制度;读者素养;文学期刊;小说创作

中国文学、中国的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现代小说繁荣的背后，健全的文学接受机制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往往被人忽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陈管见，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文学接受与小说创作

只有为人接受认可，作品的价值才能体现。文学接受是文学欣赏的生活化、市场化、社会化，也可以说是社会各阶层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消费。小说作品不是封闭客体，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未完成的图式化结构，它只能在读者能动的阅读中获得现实的生命，读者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期待视野”不仅影响到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势，还会通过具体的阅读活动与作品发生相互作用，填补作品中的空白，从而进行小说的再创造，使小说创作活动最终实现。大众媒介如报纸、期刊的发展成为小说繁荣的阵地，而读者的阅读消费和再创造才是小说生产活动的最终环节。新式教育的勃兴使小说受众更为普遍，都市文化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小说的创作。

二 女性文学与女性“独立”

近代以来妇女意识日渐觉醒，妇女越来越意识到参与社会文化创造对改善妇女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妇女借助自身的叙述向人们传达她们的情感和愿望，运用自己的叙述权来创造妇女自己的形象，以期通过这种塑造形象来摆脱“被塑”的地位。［1］

小说创作主体融入更多的女性，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日战争爆发，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的女作家有百余人。女性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空前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陈衡哲、陈学昭、冰心、庐隐、丁玲、萧红、冯沅君、石评梅、苏雪林等女性作家以女性的立场来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以自己的观念和标准来创造“理想的女性”以及自我想象中的完美女性。冰心对母亲的赞美，充满女性的自尊;身世不幸的庐隐以敏感倔强、多情而忧伤的女性眼光看社会，“披了恋爱衣裳”执著地探讨人生;冯沅君勇敢、大胆地描写女性的恋爱心理和行为。“妇女写妇女”一定程度上是妇女真实面目的展示。［2］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本位反叛倾向。此前的经历，使丁玲感受社会对女子的欺凌，歧视和女子自身奋斗的孤立无援，她心灵负着时代的创伤，充满愤懑情绪，以一种近于偏执的女性自尊意识向社会挑战，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女性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写女性意识较为成功，引起社会对女性的关注，也容易把广大女性吸引到小说世界。

三 文学期刊的互动

在现代文学生产中，期刊居于核心地位，它借助现代印刷业的发展，交通的流畅，传播速度的快捷，容纳了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种文学体裁，以市民阶级的崛起为背景，拥有空前的文化市场，从根本上扩大了说的传播面和影响力。绝大多数作家登上文坛是从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开始的，大多数小说作品最初也从文学期刊进入流通领域。第12卷1号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就有500多篇(不包括翻译小说)。新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林纾、老舍、巴金、张天翼等共计约五六十位作家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许多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都是在此发表的，如:茅盾的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巴金的《灭亡》;丁玲的《梦珂》;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等等。［3］

文学期刊不仅是小说发表和流通的载体，也是读者与创作者互动的平台。在“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小说生产体系中，读者的地位得到提高，作家的创作为了读者，甚至为大众设身处地。茅盾的创作从大众出发，而巴金直接诉于读者，他说:“我的文章直接诉于读者的，我愿它们广阔地被人阅读，引起人们对光明爱惜，对黑暗憎恨，我不愿我的文章被少数人珍藏鉴赏。”［4］“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读者的心就是我们的养料，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对读者的爱我是不会用花言巧语的”，［5］强调“把心交给读者”。沈从文则主张“用我们‘自己的言语’说明我们自己的欲望”，“以平常的形式与读者接近。”［6］鲁迅认为“读者和作者之间，也会有差异。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他自己心目中，是存在这人物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推见的人物，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7］在谈到文艺的大众化时，他指出:“文艺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读者也应当有相当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普通的大体的知识。提倡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读者之需。”［8］

报刊杂志还开辟了读者专栏，倾听读着心声，读者也积极地投入“小说再创作”，对于连载的长篇小说，读者提出:“最不感兴趣的，就是忽断忽续”(《小说世界》第7卷第7期巫汉林)，有的读者建议出“特刊号”，诸如:侦探小说号啊，滑稽小说号啊，儿童号啊(《小说世界》第4卷第8期)。［9］小说创作在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中提高，20世纪30年代小说的累累硕果包含了大众的企求，阅读习惯与观赏需求。

四 现代教育体制下读者文化修养的提高

阅读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契约，而要达到相互信任，读者自身的文化修养也至关重要，新式教育的勃兴使读者的文化素质、文学修养普遍提高。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4年，10岁入寻常小学修业3年，俟各处学堂一律办起后无论任何个人皆应受此7年教育，然后听其为各项事业。1920年，晏阳初自美国回国后，编辑《平民千字课》等成人识字教材，于1922年8月发起成立了平教会，至1927年9月底，全国平民学校毕业生至少3，000，000名以上，梁漱溟、陶行知在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规定:“超过义务教育年龄的失学民众，应入民众学校，应入而不入者，视情节给予劝告、警告和罚锾”，“民众教育不收学费，经济充裕时并得供给贫穷学生所用之书籍及文具”，“补习学校不收学费”等等。

20世纪前30年中国教育发展速度惊人:全国学生总数(包括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级教育)1902年为6，912人，1929—1930年为83，331，990人，不到30年的时间增长了1，200多倍。1929年，中等以上受教育者占全国学生总数的4.7%，相对数量较少，但绝对数量飞升。［10］平民教育、义务教育的普遍实施扩大了小说消费者的群体，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小说创作者和读者群体的文化修养。

五 以读者为中心的创作和公共服务机制

在小说创作中，大批职业作家、大师用“血”和“泪”为他人，为人民群众，为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写作。3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流行，小说对社会热点、时代风云、城乡生活的关注，引起消费水平不高的读者的青睐。此时小说生产受都市文化影响走向商业化，上海市民更多地关心经济生活而非政治生活，反映在他们思想趣味上的“海派”市民文学，“注重娱乐性、武侠言情、茶余饭后喜欢打听小道消息”，许多小报应运而生。黑幕小说日出不穷，每天报纸黑幕书出版广告三四起，书业人也称“销路之广，出人意”。出现了鲁迅所讲的“商定文豪”与“捐帮文人”，“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分给作家便可以购一批恋爱或革命的创作小说，同时也可以支配一种文学空气”。［12］20年代中期以后，书店更多地出于商业利润组织出版，引导塑造读者的文学趣味。有些书店设置各种奖券吸引读者购书，有些书店卖美女作家书，赠女高材生照片，用异性招徕读者。民间书商采取盗版形式在正统书店之外开辟了小说销售的第二渠道。

读者消费群体的扩大需要一个便利的阅读环境，图书馆的出现使此时的文学接受机制更趋完善。1923年中国教育改进社用美国庚子赔款的三分之一建图书馆，后来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包兹威在中国旅游时提议创办一批公共图书馆，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要求每个学校建立图书馆，并以每年流动经费的5%购置图书。［13］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开馆，蔡元培为第一任馆长，各地图书馆雨后春笋般成立。早期公共图书馆多对读者收券费，到了30年代，在图书馆界和社会各界的推动下，免费服务的原则最终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中得以确立。图书馆方便了公众阅读，成为教育的第二课堂，泡出了汪曾祺这样的大家。图书馆运动与出版业互动发展，使得此时的文学接受机制得以完善，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小说的繁荣。

［1］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24－37.

［2］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57－172.

［3］周海波，杨庆东.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

［4］巴金.电椅集代序［A］.巴金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95.

［5］巴金.把心交给读者［A］.随想录［M］.北京:三联书店，1987:50 －58.

［6］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J］.文艺月刊，1940(2).

［7］鲁迅.看书琐记［A］.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0.

［8］鲁迅.文艺大众化［A］.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9 －350.

［9］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0－75.

［10］［11］李剑萍.中国现代教育问题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2］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309.

［13］［法］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 1897—1949［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37－42.

Perfection of Literature Acceptance System and Prosperity of Novel Creation in the 1930s

Li Chunting，He Jun

It was the peak for Chinese literary production during the 1930s，especially for the novel creation.The rise of female literature，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journals，the improvement of readers literacy，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the establishment of a public cultural system are all regarded a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build a perfect literature acceptation mechanism.

literature system;literary acceptance system;literary journal;reader literacy;novel creation

I206.6

A

1672－6758(2012)06－0110－2

李春亭，硕士，教师，云南民族大学校团委。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何君，硕士，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Class No.:I206.6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郑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