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文会（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00）

从交往理性的违反看《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主题

司文会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00）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它要求人们在语言交往中要遵循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三大有效性原则。然而，《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人物的对话不仅没有遵循、甚至故意违反这些原则，毫无逻辑性的人物语言，折射出现实世界的荒诞、疯狂和无序，深化了该小说的“黑色幽默”主题，成就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

黑色幽默；交往理性；违反；荒诞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在当代国际文坛上所享有的盛誉，与他费时六年之久写成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1961）紧密相关。这部作品一度被西方评论界称作是美国“60年代最好的小说”，该作品构思 精妙、主题荒诞、刻画逼真，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水平，开创了美国文学中的“黑色幽默”这一文学流派。“黑色幽默”是指那种从残忍中寻求快乐的病态的、荒诞的、绞刑架下的幽默，“它在绝望的世界中寻找挂在死神唇边的笑”[1]P2。它最初得名于美国作家弗里德曼（B.J.Friedman）编辑出版的一本叫做《黑色幽默》(Black Humor，1965)的小册子，后来逐渐被人们用来概括“以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理论基础，重在描写人们周围世界的荒谬和外界社会对个人的压抑，并把这种现象放大、扭曲、变成畸形，进而展示出社会的荒诞不羁、滑稽可笑，表达人生的苦闷和抑郁”的一类文学作品，“黑色幽默”又被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的幽默”[2]。《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问世，使这一文学流派走进美国文学的主流行列，而且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如“第二十二条军规”已经作为固定表达法进入美国日常语言，常用来表示人们所处的进退维艰的两难境地。

《第二十二条军规》描写了二战末发生在意大利皮亚诺萨岛上混乱、荒谬和恐怖的一切。通过这部作品，作者将他眼中疯狂、荒诞的美国社会现实展现给读者。自发表以来，学界对这部小说的关注在不断增温，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关注、阐释、研究这部作品，尤其是关于这部小说的语言艺术和风格特点的研究，构成了国内《第二十二条军规》研究的主要部分，如陈士丹和孟昭富[3]，张宇光[4]、张涓[5]、程锡麟[6]等学者都曾撰文研究这部作品中的语言艺术。文章在认真学习和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借助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理论，来阐释《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语言艺术成就，旨在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接近这部文学经典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以期能补充和发展目前学界关于该作品和约瑟夫·海勒的研究。

一 交往理性与语言研究

交往理性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它的提出源自于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反思和改良。自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诟病和自身不可调节的矛盾，西方哲学界和思想界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和矛盾，并尝试从不同角度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中哈贝马斯在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后，仍然坚持这一制度本身具有自我改良功能。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开始把哲学思辨和社会批判相结合，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逐步发展出一套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新式社会理论，即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所谓交往行为，是指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和相互作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一致。”[7]P223哈贝马斯认识到语言是人际交往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是改进人际关系、改良社会体质的根源性机制，他的交往理性理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国内西方知名学者赵一凡教授曾指出，“哈贝马斯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发现了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7]P238。基于语言的语用学分析，哈贝马斯提出了三大交往理性原则，“将其作为医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克服其合法性危机的方案”[7]P238，并将其上升为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从言语交际活动的分析入手，哈贝马斯要求人们在交往中必须要遵循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原则，旨在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目的。

交往理性在改良资本主义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中，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然而，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海勒却通过故意违反交往理性，制造出荒诞不羁的艺术效果，达到更深刻的教化目的。在这部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不仅没有遵循这三点，甚至是“有目的”、刻意地违背这三项要求，从而刻画出现实世界的荒诞和不合理。本文将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中的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等三大有效性要求，分析这部小说中的语言对话，旨在展示作者是如何通过有意违反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刻画该小说的荒诞主题。

二 交往理性的违反与荒诞

真实性是指当行为主体所说话语涉及客观世界时，所说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它要求用语言表达意义或者是陈述客观事实时一定要具备真实性。但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丹尼卡医生却违背客观事实，将医生的职责描述如下：

“那正是我想跟你说的，嘿。我求你救我一命。”

“救命不是我的职责，”丹尼卡医生绷着脸驳斥道。

“什么是你的职责？”

“我不知道我的职责是什么。他们告诉我的就是要坚持我的职业道德，决不去反对另一个医生。听着，你以为你是唯一有生命危险的人吗？我怎么样呢？医疗帐篷里那两个为我工作的庸医生至今还查不出我有什么病。”[1]P212

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这是最基本的常识。然而，丹尼卡医生却直截了当地说“救命不是我的职责”，这显然违背了客观事实，在他的口中医生的责任变得荒诞无稽，让人哭笑不得。丹尼卡医生的回答违反了交往理性中的真实性原则。当约瑟连追问他的职责时，他强调的居然是“绝对不去反对另一个医生”，而这恰恰违背了医生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医生应该是以病人为重，以病情为重，坚持实事求是，对症下药，实现治病救人的最终目的。如果在客观世界中，医生们都遵循丹尼卡医生的职业道德，医院将失去其基本功能，医生将丧失其天职。作者通过故意违反交际行为的真实性原则，表现了作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荒诞和绝望。

哈贝马斯提出的“真实性”原则，目的在于让语言行为者与外部客观世界建立关系，“通过对客观世界（外在实体的综合）中事物的言说，与作为外部世界的自然发生关系”[7]P240，这是建立起理想的言语情景的首要前提。然而，对于美军飞行大队的轰炸的描述，却让人哭笑不得。“飞行大队连续轰炸了七天，还是没有炸掉弗拉拉的那座桥梁，尽管他们使用的轰炸瞄准器十分精密，可以在四万英尺的高空把一枚枚炸弹扔进一只腌菜桶。”[1]P62

以先进的武器配备而著称的美军，使用的是世界上最精确的“轰炸瞄准器”，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四万英尺的高空把一枚枚炸弹扔进一只腌菜桶”。然而，即便如此，他们连续轰炸七天却没有炸掉那座桥梁，真是让人不可思议。一座桥梁相对于一个腌菜桶的概念，使这次任务看起来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却难以完成。显然，这段叙述与客观事实之间截然相反，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中的真实性原则遭到彻底背弃。“真实性是对一个事实、一种事态的陈述，使听者获得对该事实或事态的了解与认识”[7]P240，这里作者夸张地违背了交往理性的真实性原则，来说明美国军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的状况。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实践时运用的理性，在生活中操作中运用的理性却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可之上，这与自然科学中主客对立的理性大异其趣”[8]P134。这要求在和客观世界建立真实性关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交往时应遵守正确性原则，但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正确性原则也遭到了公然蔑视和故意违反。

正确性是指当所说话语涉及与听者的关系时，其规范必须被视为正确的而被他人接受，目的是表达人际关系的规范意义，涉及说者与听者的关系定位及其角色的分配。这条原则旨在“通过对社会世界（合理调节的人际关系）中事态的言说，与别的行为者发生关系”[7]P240，它在交往理性中居于中心地位，是处理主体与社会世界或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的原则。

“从现在起，”他说，“只要我在这儿，任何人不得进来见我。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长官，”陶塞军士说，“包括我吗？”

“是的。”

“我知道了。就这些吗？”

“就这些。”

“要是您在的时候，有人真的要来见您，我该怎么跟他们说？”

“告诉他们我就在里边，让他们等着。”“是的，长官。等多长时间？”

“等到我离开。”

“那么，之后我该怎么对付他们？”

“这我就管不着了。”

“您离开后，我可以让他们进去见您吗？”“可以。”

“可您早就不在这儿了，是不是？”“是的。”[1]P117-118

梅杰少校化了妆去打球，却被人们将计就计地打了一顿。这是他回到办公室后，在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交待陶塞军士如何应付来访者的一段话。在上班时间，梅杰少校的主要工作职责是接见来人、处理事务，然而他却拒绝见任何人，并且只要他在办公室，就不许有人进去见他。他说，“告诉他们我就在里边，让他们等着”，只有等到他下班离开办公室之后，来人方可进去见他。如此一来，便永远也没有人能够见到梅杰少校，他也永远都不见来客。梅杰少校的指示中出现了逻辑性的错误，并且故意违反事实真相。既然陶塞军士也包括在这些来人之中，自然他和梅杰少校永远也见不到面了。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和异化，难以得知陶塞军士将如何正确地执行梅杰少校的这段奇怪的指示。在这段毫无逻辑的对话中，梅杰少校的语言违反了正确性原则，不能为下属正确理解也不能为来访人员所接受，不能承担起自己的角色责任，也不能协调好与听者即陶塞军士的关系，从而违背了交际行为的正确性原则。

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要求在“交往的陈述、陈述的对象及其直接语境中间，存在一种结构性联系”[7]P240，要求交往主体间构建起一种规范的、正确的关系。然而，下面的争论中，这一原则也遭到了违背。

“是脑膜炎，”他以强调的语气喊道，一边挥手让别人回去。“虽然天晓得没有丝毫的理由这么认为。”

“那你为什么说是脑膜炎？”一个少校带着讥笑的口吻问到，“为什么不是，比若说，急性肾炎。”

“因为我是个脑膜炎医生，而不是个急性肾病医生，这就是原因，”上校反驳说，“我可不打算这么一声不响地将他拱手送给你们这些摆弄肾脏的家伙。我可是第一个到的。”[1]P216

医生对病人病情的诊断结果是脑膜炎，他的唯一诊断依据便是他是脑膜炎医生。通过这段毫无逻辑的对话，作者揭露了当时现实世界中的混乱和可笑。两个人之间毫无理性、毫无逻辑性的争论，恰好反映出交往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和真诚的事实。在这里，哈贝马斯所呼吁的交往理性的正确性原则荡然无存。

真诚性是指当话语涉及说话者的内心世界时，说者的态度必须是真诚的。这条原则主要是“通过对主观世界，即个人内心情感或体验的言说，与自我发生关系”[7]P240，这便要求说话者应该尽量做到说出的话必须是正确的，并且是真实的。然而，在《第二十二条军规》所描写的疯狂世界里，人的本质都已被扭曲，何谈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这一点在下面的例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弟兄们，”他（卡吉尔上校）开始向军官们讲话，一边留意说话时的每一处停顿。“你们都是美国军官。世界上没有其他军队的军官可以声言他们是美国军官。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吧……”

“……嗨，兄弟们，别误解我的意思。这当然全是自愿的。我这个上校是天底下最不愿意命令你们去观看劳军联合组织剧团这场表演的，不过，我要你们当众除有病非得住院不可得人无一例外地立刻去观看演出，尽情享乐一番。这是军令。”[1]P29

以上这两段话是卡吉尔上校在阅兵时对士兵们的讲话，上校口口声声称赞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称得上是“美国军官”的士兵，自豪和赞美之意溢于言表，他一再强调观看表演是“自愿的”，而他自己则是“天底下最不愿意命令”士兵们的上校，从而充分表达出民主、宽容和自由的精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后的两句话才真正表达了上校的心声，特别是最后的四个字“这是军令”。前面的虚假的客气和伪装的面具，瞬间便被暴露无遗，上校“真诚的”态度后面那丑恶的嘴脸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作者这里故意违反了交际行为的真诚原则，辛辣地讽刺了军中的欺诈虚伪，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随军牧师和卡思卡特上校之间。卡思卡特上校坚持要送给牧师一个“红色梨形番茄”，盛情难却，牧师只好接受。过了不久，上校却开始审讯牧师为什么会偷他的番茄。卡思卡特上校歪着脑袋，怀疑地说，“我又没说它不是我送给你的，我说了吗?我只是说你拿了一个。我不明白，如果你真的没偷，干吗要那么心虚？我给了你番茄了吗？”[1]P248

上校的话让牧师哭笑不得，却又无法解释、不敢申辩。作者通过毫无逻辑的对话和语言，表达了美军士兵支离破碎的内心世界。现实不复存在，感觉已经破裂，语言作为向他人表达自我内心情感与体验的话语方式，已经毫无真诚性可言。

简言之，“衡量交往行为是否理性，必须参照如下标准：第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是否得到充分实现，即交往主体对于某一事实的陈述是否正式；第二与行为相关的人际互动关系的规范是否正确、并得到普遍认可；第三，在交往话语中，人们是否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向”[7]P43，然而，上述三条原则在《二十二条军规》中均遭到严重违反，作者借助于这三条交往理性原则的缺失，向读者描述了一个混乱、荒诞的世界。

《第二十二条军规》虽是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对战争的批判。海勒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战争，而更要藉由战争这一极端形式来表现他眼中的美国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麦卡锡时期美国公民受到来自政府的明目张胆的怀疑和迫害，海勒正是基于揭示美国社会“有组织的混乱”和“秩序化了的疯狂”才创作了这部小说。然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正是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理论的初衷，哈贝马斯曾指出“只有遵守这三项要求，一个社会化语言的共同体的成员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理解与认识，协调彼此的行动，借此在以自然为对象的生产活动中取得成功，同时建立起大家认同一致的伦理道德规范，以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17]P240。从语言的微观层面入手，哈贝马斯坚信以交往理性为中心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话语伦理学”，将是成功处理不同文明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途径。交往理性的三条原则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缺失，恰恰帮助作者描绘一个疯狂、杂乱、荒谬、不正常的社会，作者甚至有意识地违反交往理性的原则，来表达“病态的、荒诞的幽默”的主题思想，提炼小说的艺术成就。因此，本文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的分析着手，探讨了这一概念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以此来分析《地二十二条军规》中的语言艺术，挖掘出该作品的语言使用和主题刻画之间的紧密关系，有助于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该作品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

[1]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M].程爱民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2]郭继德.黑色幽默与约瑟夫·海勒[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3).

[3]陈世丹,孟昭富.约瑟夫·海勒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J].国外文学,2003,(4).

[4]张宇光.《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诡辩式反逻辑语言[J].名作欣赏,2003,(12).

[5]张涓.《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艺术[J].外国文学,2003,(3).

[6]程锡麟.零散、荒诞、幽默——《第22条军规》的叙事艺术[J].外国文学,2006,(7).

[7]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8]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On the Absurdity of Catch 22 Achieved by Violating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SI Wen-hui
（College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Yongzhou, 425100,China）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s the key concept of Jurgen Habermas’ theories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t demands people to observe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ruthfulness, correctness and veracity in their communication. But in Catch 22, people’s conversations don’t observe or even violate them blatantly in order to mirror the absurdity and craziness of the real world, which will be helpful to picture the theme of “black humor” and realize the artistic value of this novel.

black humor;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violation; absurdity

I106

A

1673-2219（2012）06-0032-04

2011―12―21

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1YJC720037）。

司文会（1980－），女，山东淄博人，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认知语言学。

（责任编校：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