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勤 李培培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孙犁晚年写了不少回忆散文、创作谈、书信、读书笔记、序跋、小说和悼文，汇编成集，有《晚华集》《远道集》《如云集》《曲终集》和《芸斋小说》等。他创作热情很高，作品数量庞大，要论艺术成就，却恐怕叫人难以恭维。孙犁晚年创作，缺失异常明显。

一 可怕的道德标杆

不管在文学评论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孙犁都爱竖“道德的标杆”，把“艺术形式”丢到一边。他的道德口味太浓，相比之下，艺术口味却又太淡了。

他时常鼓吹文学的道德功能，对小说的功用曾做过这样的解释：

文章的劝惩，究竟有它的特殊和独到之处，所以历代王朝，并不因其容易产生麻烦，而废弃之。旧日文人，对于一般的事物，即平民百姓，惩劝时可以直抒胸臆，用不着忌讳。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事物，惩劝时，就不能直指，而要婉讽。就是婉讽吧，还是容易惹麻烦。于是聪明一些的文人，就去写小说。小说空间大，方面广，子虚乌有，容易使人谅解。[1]238

他要求写作过程言行须一致，说真话，写真情。“人之一生，行为主，文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伪；言行不一，其人必伪。……一个人的历史，更是难以掩饰的。你的言论，有耳共听；你的文字，有目共睹。”[2]466这是孙犁针对罗振玉“言行不一”所做的评论，秉持他一贯先立身后为文的主张。

他强调作家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删掉的忠告》一文中谆谆告诫：“我常常考虑到作家修身的问题。人们习惯认为文人的不幸和招祸，在于文字，其实细察历史，并不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