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算起来，我写诗的时间并不短，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断断续续写到现在。写作大概是一件值得犹豫的事情，彻底放弃和彻底投入都是很艰难的。对我来说，一直是在犹豫中写作，也一直停留在学步的阶段。我没有怀疑过写作的意义，似乎在犹豫中还能更深一层地体会到写作的意义，但实际上写作的意义在这个时代受到普遍的怀疑，因为写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毕竟是一种“间接”的生活方式，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在这样的情境中，写作作为一种个人的选择，似乎需要某种勇气，一种背离时俗面对内心的勇气;这似乎也是一种冒险，诗人在和内心的对话中被卷入一个幽暗的密室，接受严苛的审讯。既然写作的意义被剥离得如此纯洁，只能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极其有限的呼应，就不难理解了。大众对文学的背叛虽然是精神领域的一个悲剧性事件，但实际上也具有合理性，大众的欲望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器皿里，而对美的抒怀和精神的自我放逐被看作是一件异常奢侈的事情。这里面当然包含着大众对文学和写作者的戏谑，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大众的转向是一个风向标，文学的边缘化不可避免，诗歌写作似乎更是落到谷底，成为风旗下沉默不动的一部分。因此，要理解这个时代的诗歌和诗人，大概要在这个令人困惑的语境中找到某种依据，用来说明写作的必要性。

我用自己的写作来说明这种必要性。当然，我是在犹豫中慢慢说出，并且经常为某种不确定性感到忧虑。写作中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来自命运的召唤，但这种召唤是隐秘的，本身包含着不确定性，写作的诱惑可能就在这里，它带给写作者的考验也在这里。一个写作者要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最大的难题是把这些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就形式的纯粹性来说，诗歌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对诗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把情感和经验转化为最确切的形式，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寻找过程，也可能是一个犹豫不决的过程。当然，一个诗人依靠他的禀赋，可以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形式，或者无中生有地发明某些形式，这都是上天的赐予，可以在很多诗人那里得到验证。但对我来说，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似乎是一个口吃者，在说出的时候，总是被一些词语挤压和碰撞，被延迟和扭断，我的诗歌实际上是一种犹豫的形式，因此，我要惭愧地说，我是一个犹豫的写作者。

我记得自己最早的一首诗是写萤火虫的。那时我正在家乡的一所高中读书，住的宿舍非常简陋，那些在窗外草丛里和池塘边的萤火虫提着小小的灯笼，一入夜便闯入我们的宿舍。它们闪烁不定，欲言又止，像我们受压抑的青春找不到出口;它们陪伴我们入睡，又闯入我们的梦境，像一个寓言里的主人公。这些萤火虫把它们小小的灯笼传递给我们，使我们在黑暗里自由地飞翔，在那时异常单调的生活中，它们实际上扮演着一个诗人的角色，故而得到宿舍里每一个人的呵护，从来没人伤害过其中的任何一只。它们微弱的光是从身体里面发出来的，而在我们正在发育的身体里，也隐藏着一只小小的灯笼。在很多个夜晚，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的就是这一群闪烁的小精灵。它们到底在寻找着什么，还是在看护着什么，我觉得它们的身上似乎带着某种不确定的启示，这使我经常陷入无眠之中。这首诗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酝酿出来的，题目就叫《萤火虫》。我在诗中把萤火虫比作小小的灯笼，这是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比喻。就像把眼睛比作星星一样，这样滥俗的比喻非常妥当，却并不是诗歌的语言，但在我最初的写作中，这样的比喻比比皆是，而且是我感到骄傲的一部分。我觉得把一个比喻放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像教科书上的诗歌一样通俗易通，那是一个诗人应尽的职责。实际上，那时我全部的诗歌启蒙都来自于语文课本，照着课本上的那些诗歌进行写作，常常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兴奋。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虽然觉得写诗是一件令人害羞的事情，像一个初恋的少年把第一封情书紧紧地攥在手里，但也发现写诗的意义在于对自我的扩展，是在自我的狭隘之中打开另一个空间，也是青春的一种原始的飞翔形式。我开始沉醉在诗歌的写作中，成绩一落千丈。那首《萤火虫》写在一个秘密的笔记本里，我是唯一的读者。它作为一个见证，停留在青春的一个隘口，成为我一个人的秘密。这个最初的练笔阶段，虽然现在想起来还怀着一份留恋，在当时却并不全是快乐，实际上心里充满矛盾和纠结，常常为自己的不安分感到自责，又为那份神奇的诱惑而冒险，像一只被露水打湿的萤火虫，在幽昧的林间找不到方向。我想，萤火虫的闪烁大概也意味着某种犹豫，这和一个写作者的心境相似。一个写作者也会经常迷失方向，在危机四伏的丛林中仔细辨认脚下的路径。但我没有找到自己的路径。我为一种强烈的诗歌兴趣所引导，在盲目的情绪化的写作中尽情挥霍词语，不能为诗歌中出没的事物找到适当的隐喻，不能为写作的激情赋予某种克制和冷凝的形式。我后来偶然翻到那个破旧的笔记本，看到那些萤火虫仍然提着小小的灯笼，在发黄的纸页间张皇四顾，我不禁哑然失笑，也深自懊悔。

这是我最初写作的情形，当时对于诗歌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一种粗浅的直观把握上，跳不出激情和兴趣的自我局限。我虽然也意识到诗歌中的事物不能以那么直接的形式出现，要让它们以自身的方式停顿下来，呈现事物自身的隐秘，但是我力不能逮，不能把适度的自我克制带入诗歌写作的总体情境中，更不能转化为诗歌内在结构的一部分。事实上，诗歌写作的难度也正在这里表现出来，对激情的控制不是屏蔽主体性的自我弱化，而是转化为更深层的创造性潜能，使其更内在化;对兴趣的适度克制实际上是一种拓展，即通过适度的自我抑制来保持持久的写作动力。在杰出的诗人那里，激情和兴趣并不是构成他们写作本身的一部分，而是转化为对写作的意义进行反思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写作往往具有某种内敛的沉思气质和从作品本身的思想深度中生长出来的锋芒。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的境界，但也似乎并不是高不可攀。我从阅读中发现，那些比较成熟的诗人并不满足于在激情和兴趣的催化下进行写作，他们更注意将激情和兴趣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写作智慧，而对单纯的激情式写作和兴趣化写作都怀着比较自觉的警惕。有一段时间，我几近疯狂地阅读诗歌，阅读的乐趣当然妙不可言，但阅读带来的警示也使我的写作变得犹豫起来，我开始意识到诗歌写作的难度决不是一个可以悬置的问题，而是如此现实地摆在我的面前。对我来说，这算得上是一次觉悟，原来诗歌写作也需要如履薄冰的专业精神。不过，我也不无失望地发现，专业精神的自觉在绝大多数的诗人那里是一个盲区，这也就是为什么随波逐流的诗歌写作如此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阅读的逐步展开，我的写作视野也在不断调整，但写作带来的危机感也如影随形，写作变得摇摆不定，似乎笔下的每一行诗都是犹豫的延伸。在这样的情形下，犹豫是写作的一种常态，仿佛一首诗离我如此之近，但我始终走不到它的面前。我常常对着电脑屏幕陷入沉思，那些词语在头脑里互相碰撞，在寂静中发出微弱的声响。我听从它们的召唤，艰难地写下一行，又在它们的抗议声中删除这一行，最后，电脑屏幕上只剩下一片空白。空白大概也是一种表情，使我在空旷中胆战心惊，似乎无所傍依，面对内心一个巨大的问号。我想，一首诗的诞生就犹如一个巨大的问号，它不断地向诗人抗议，也与诗人不断地妥协，它在抗议和妥协中犹豫和沉默，直到最合适的时机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它最合适的形式。

我常常在写作的过程中发呆，这可能是写作中必要的停顿和犹豫。这是一个孤独的情境，也是一个自由的情境。我看见那些喧嚣的事物沉静下来，各归其位，在它们的秩序中领受词语的命名，也领受隐喻所施与的神秘的颂扬和猥亵。这是一个适合对话的情境，这些事物悄悄低语，在神秘的交会中吐露出一些含糊不清的隐喻。实际上，我并不能加入它们之中，也不是作为一个蒙面的窃听者躲藏在暗处，而似乎是一种彻底的恍惚，在恍惚中靠近一个虚无的本体，呼吸一种捉摸不透的虚静的气息，然后慢慢地从一片空白中醒来。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像一个如梦初醒的人在现实面前不知所措，但其中包含着诗的酝酿的奇异的成分。这可能是写作中常有的一种错觉或梦幻，却没有错觉或梦幻的荒诞性内容，只是一片几乎彻底的虚境。这是一种虚位以待的状态，是写作过程中诗人对现实的延迟和犹豫。就我的观察而言，很多诗人与现实格格不入，发呆可能就是一种有效的隔离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的进入写作状态的方式。一个诗人习惯在他的发呆中打发时光，实际上也是维护他内心的纯净，为诗意的驻守留下一个宁静的空间。我有时也感到困惑，诗歌写作的具体情境固然因人而异，但诗人也在写作中面临某种共同的处境，一个诗人在写作中所要求的特殊情境，却被另一个诗人引为知音，这样的情形似乎也并不少见。我想，一个在高原上发呆的诗人，此刻，有一个人犹豫着向他走来。这显然不是一种错觉，而是诗歌的神秘的赐予。

写作中的犹豫几乎是诗人要面对的普遍情境，是诗人命运中具有象征性的一部分。诗歌和哲学一样，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要说清楚，而是要说得不清楚。诗歌从来不是对于生活的断章取义，它的简洁不是要删除所有的细节，而是要说出生活的全部混沌。这是摆在诗人面前的难题，他们不能从简单的真实性出发对生活的全部混沌作箴言式的处理，而是要用一种同样混沌的言说方式去领受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因此，诗歌对现实的处理不是删除、复制和改写，而是呈现、抵达和唤醒，是在混沌中保持思想的张力和对诗意的领受。在诗人的使命中，要把生活的全部混沌转化为一种诗的现实，他就不能满足于直接说出生活的真相，而是要说出真相后面深藏不露的隐秘和隐秘后面无穷的混沌形态。所谓的真相不过是生活的表皮而已，在放大镜下，表皮上的毛孔清晰可见，但这却不是一种真正的诗的形态，它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性不过是一种裸露的直接形态而已。显然，诗人要处理的真相远远超出这种直接形态的呈现，即这种直接形态后面的混沌和无限。诗人要说出的真相实际上是生活的混沌和包含在混沌中的个人认知的独特性，这使诗人的话语变得异常艰难，因此，对诗人来说，含混和犹豫并不是一种逃避的方式，而恰恰是一种必要的进入诗歌内部的方式。诗歌表达的精确性当然不是一个虚妄的话题，而这正是含混和犹豫的用武之地，诗歌表达的精确性实质上是含混和犹豫在一种悖论性语境中生成的结果。当一个诗人含糊地说出他的犹豫，就可以精确地表达出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因此，诗人的含混和犹豫并不是一种附加的技术性姿态，更不是诗歌的敌对性要素，而是诗歌本身的一种内在构成因素。从另一方面来说，诗歌中的含混和犹豫既反映出诗人和现实的对抗关系，又是诗人和现实妥协的结果。

在我看来，对真实的虚构是诗人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在写作中逐渐养成的，没有这种本能，诗歌的翅膀就飞不起来。一个诗人如果粘滞于现实的樊笼，就如同鸟的翅膀被一条金丝带捆绑，他就不能体会到飞翔中那种神灵附体般的创造的快乐。这是冒险者在心之舞的极限中所体验到的极致的快乐，像置身在高空中保持一种飞翔的姿态。一个诗人应当是这样的冒险者，他是自己虚构的一部分，在想象的情境中让真实的事物各安其位，保持正确的秩序。显然，在诗人的冒险中，真实与虚构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就像一个杂技师表演高空走钢丝时必须保持高妙的平衡，这种奇妙的体验在一个诗人的写作中是通过真实与虚构的内在张力赋予的。如何在写作中处理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的关系使我深感困惑，这可能也是导致我常常犹豫的一个原因。现实对诗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乐园，乐园是现实缺憾的一种弥补形式，只能在想象中出现;或者，诗人通过乐园这一乌托邦形式对照现实的残缺，强化人生的悲剧感。这是艺术的基本向度，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诗歌经常带给我一种恍惚感。这是一瞬间的幻觉，在世界的真实和虚构之间摇晃那么一下，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想，在那一瞬间的晕眩里，现实的壁障在一种深刻的颤栗中拆除，想象被赋予一种精微而透彻的形式感，一个犹豫的人在一首诗的背景上被凝固下来，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符号。这是写作中生命激情的扩散，但又被抑制在一种更深刻的犹豫之中。

在这个时代鱼龙混杂的写作中，诗歌写作大概是一项寂静的事业。对诗人来说，寂静既是真实的处境，也是这一处境中所面临的深渊般的呼应。寂静似乎是一种疾病，也是犹豫产生的一种后果，对诗人来说，这不过是顺势而为，在相互感染中分享共同的孤独和纯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诗歌热还没有完全退烧，那是我的诗歌趣味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我在近乎贪婪的阅读中，把几个笔记本抄得满满当当，也在其中塞入自己幼稚的习作，简直像一个混入人群中的小偷一样形迹可疑。那时的诗人还没有预见到诗歌的寂静处境，然而抉择的危机感已经显露出来，诗歌写作的纯粹性开始被稀释在缤纷多彩的诱惑之中。随着90年代消费主义的泛滥，诗歌写作的语境几乎彻底转换，诗人的身份变得尴尬而暧昧，他们犹如惊弓之鸟，大面积地失踪。大众陶醉在物质主义直接的快乐之中，并不遮掩对诗人的敌意。就每一个诗人的经历而言，似乎都可以见证这一微妙的变化。在一个临时凑合的酒场上，一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一个挺着啤酒肚的小商人，说这是一位诗人，这个小商人大翻白眼。这位朋友接着说，他还是一个博士和教授，这个小商人才稍有缓色，但他满脸的狐疑，像一只在玻璃上晕头转向的苍蝇。我经历过不少这样的场合，人们在谈论诗人的时候，那种语气和眼神都是怪怪的，似乎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不祥之物，使他们近乎本能地产生戒备。时代语境的这种变化的确使很多诗人无所适从，这大概也是他们接二连三失踪的原因。诗人成为这个时代的隐形者，他们出没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然而，忠诚的诗歌写作仍然具有强劲的生机，在炫目的消费主义潮流之外普遍存在，因此，对诗歌的悲观论调实际上是一种对消费主义潮流的妥协，需要警惕。诗歌像火焰一样在风中犹豫着，它的余烬随风飘散，但它内在的热度却带给我们致命的温暖，这大概就是诗歌写作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在这样一种参照下谈论自己的写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这也是我感到犹豫的原因。不过，这也是一个回顾和自我反思的机会，因此，我尽管感到非常羞愧，却并不感到这是一件多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