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宁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

杨绛出身书香之家，钱钟书之妻，是学者、戏剧家、作家、翻译家。从1940年代两部广受好评的世俗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到文革期间自学西班牙语翻译《堂吉诃德》，至1980年代之后的《干校六记》《洗澡》《将饮茶》《我们仨》等，杨绛至今仍新作不断。尤其是杨绛的散文创作，就连钱钟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有能学”。杨绛的女儿钱瑗这样评价杨绛夫妇的散文:“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其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本文试以《干校六记》为文本，品读杨绛散文的独特风姿。

一 独特的女性书写

1981年，从干校回京8年后，杨绛回望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写下散文集《干校六记》。《干校六记》以家为视角，以干校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为素材，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柔情贯穿始终，体现了其作为女性作家独特的韵致风格。

(一)以家为视角，以情贯穿

家和生活点滴是《干校六记》的写作切入点。《下放别记》写杨绛一家4口下放干校的两次离别。第1次是杨绛和女儿钱瑗、女婿得一送别钱钟书，第2次是女儿钱瑗一人独自送别杨绛离去，其中还有与女婿得一的生死阴阳之别。至此一家4口各自散落天涯。字里行间是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风浪中的惜别之情和离别之痛。时代风云只是背景，家与情才是旨归。杨绛在缠捆将带到干校的床时喟叹“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我们仨》怀念“我们一家三口的人生聚合”。家的视角是女性作家杨绛无意识的选择，正体现了其独特的女性书写。“家庭是透视伦理文化传统的窗口。‘男主外，女主内’是社会运行中两性分工的法则。在封建文化意识形态历史悠久的中国，对女性家庭身份的限定尤为严格。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个体性的家庭单位逐步取代了大家庭的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但是女性即使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但仍未放弃自己在传统家庭中的角色。”［1］这也就是杨绛选择家为视角的性别文化根源。

《干校六记》以情贯通，钱钟书和杨绛的伉俪深情文中俯拾即是。《冒险记幸》中写杨绛有惊无险回到宿舍后:“‘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好像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生而为人的孤独充溢于心，舍友脱口而出的关心之语，看似关怀备至，实则是人与人的疏离与无助。如若发生意外，天天生活在一起生活的伙伴大概在第2天才会发现吧。《下放别记》中看着学部搬书腾屋子，作者写道:“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打，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人事的磨难，世事造化弄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人是坚忍与不屈的。此处的情是对每个有尊严的生命个体的惺惺相惜之情。

(二)淡定坚忍的笔调

《干校六记》平静淡然，其中多有让人会心微笑的生活趣事。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干校生活难道丰富且充满乐趣?钱钟书在《干校六记》的《小引》中写道:“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虐，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杨绛笔下的这段生活更多的是充满生活温情。杨绛作为女性作家创作的一个独特书写:女性作家更多的是“以文革的不合理论证着生存场景的合理”［2］。女性的坚忍使得她们更加淡定从容地面对与表达种种苦难遭际，从荒诞的生活中截取生活中令人欣喜、感动的点点滴滴。《下放别记》中杨绛在为钱钟书准备行李时叹喟:“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没有对下放干校的控诉，没有对这种本无意义行为的嘲弄，些许的无可奈何中是直面生活的从容淡定和随遇而安。《凿井记劳》中杨绛脱掉鞋袜，铲归挖井时挖上的泥土，看不到对苦累的抱怨，有的却是对泥土、对劳动的亲近:“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复嫌恶，一并可亲。”在此，干校生活中的一些磨砺不复是不公的劫难，而是一种新生活的体验，有苦有乐，在苦中探寻生活的乐趣，在乐中享受生活的欢悦。这正如巴金《怀念萧珊》中的萧珊，以女性的坚忍与宽容包容生活的苦难，试图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使风雨飘摇的小家多一些温暖，没有抱怨，只是在“日子难过啊”后面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

二 知识分子立场

作为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杨绛的生活际遇和命运时刻与祖国命运牵系。钱杨一生的沉浮与选择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缩影。杨绛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其知识分子立场在《干校六记》中一以贯之。

(一)家国情怀，反思坚守

《干校六记》以家为视角切入，多是生活小事，点滴感想。杨绛在写家也在写国。家国意识自古就根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之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意识中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

知识分子立场首先体现在爱国之心、忧国之情中。《误传妄记》中原本满怀期许钱钟书可以回京，名单公布，期望只是误传，她的感慨却是这样的:“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圆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其它。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不公之后，失望之时，从无后悔。杨绛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爱国不是旅居国外衣锦还乡时，在媒体记者的引导下说出那句:我永远是炎黄子孙，我永远是中国人。钱杨不曾是盛邀之后荣归故里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选择的是与国家的历次劫难同在，无怨无悔。

其次，杨绛的知识分子立场体现于批判反思精神中。《干校六记》读来淡泊怡然，笔墨之外不乏精妙嘲讽，体现了杨绛的批判反思精神。《凿井记劳》最后三段是杨绛在劳动之余的感想体会，有着不动声色的犀利。干校劳动的目标是让平日受自由思想“腐蚀”的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消除资产阶级个人意识，融入集体大我的洪流中。杨绛分析，得出干校劳动“功绩”产生的原因是:“脑力劳动不容易通力合作——可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绩;要合写一篇文章，收集材料的和执笔者往往无法‘劲儿一处使’，团不到一块儿去。在干校长年累月，眼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感’就逐渐增强。”为了所谓的团结意识就不要脑力劳动，人在绝望的时候才生出同命相连的“我们感”。杨绛用荒诞的原因得出荒凉的结果，指出文革中人们就是在这种可笑的思维中生活着，兴奋着，满足着。

再者，知识分子立场还体现在她独立思想的坚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的这10个字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和精神立场。不随波逐流，不随风而动，明辨是非黑白，坚守常识与自我，这在文革之中和其刚刚结束的几年内都实属不易。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体现了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敬坚守，有自己的判断与立场，是非明辨，据理力争。文革初期，钱钟书被声讨轻蔑领导，杨绛明知申辩的后果但仍据理力争，自写小字报要求查明真相。当时不相互揭发以求自保就已经不易，夫妻离婚以求自保更是不在少数，杨绛坚持实事求是，有着知识分子过人的胆识和坚持。在回京的期望落空时，杨绛写到:“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在文革的境遇中，人的选择抑或坚守才愈发见其人之真性情。其实，在《干校六记》中很少有直接表明杨绛思想立场的文字，但当时的保持沉默、安然处之应该也是一种智慧的独立与坚守，我们不能苛求60多岁的老人像张志新、林昭一样为信念和理想与社会主流激烈斗争以至献出生命。

(二)理性之智，悲悯情怀

《干校六记》中记叙的多是生活中的凡人琐事，点滴感悟，其中蕴蓄着的是人事变迁，命运沉浮，从琐碎的小事中思索人生，躬身自省，有作为知识分子理性的智慧，有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待苦难和命运不公的宽容与悲悯。

在《干校六记》全篇结尾，杨绛写到:“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此做六记。”由此可见，杨绛的叙述姿态是一种回望，而回望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选择，远观世事人生，更具有理性的智慧。杨绛曾说:“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做书读，可当戏看。”［3］杨绛以知识分子回望品读的理性姿态，从生活的点滴中洞察世事。女婿在文革中选择自杀:“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亲人遭受迫害，生死离别，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是人生极悲痛之事，杨绛却能理性克制，无唏嘘控诉，无悲痛欲绝，但细细读来，是非的混淆，人性的残忍，无奈的善良坚持，生死的无可奈何，杨绛的选择尽在笔下，痛定之后思之不尽。看到可爱的“小趋”，杨绛想到一位同事对她讲的可爱的小孙子:“我也觉得孩子可爱，只是不敢把他的孙子相比。但我常想:是狗有人性呢?还是人有狗样呢?或者小娃娃不论是人是狗，都有相似处?”人之初，性本善。动物们、娃娃们有的最本真最可爱的东西，人在成长后为什么把它弄丢了呢?杨绛在自问也在反问我们。杨绛的落笔之处皆有思索，有自省，有人生，这是知识分子立场赋予她对待生活的理性与智慧。

杨绛的知识分子立场还体现在她的悲悯情怀。从小的教会学校教育加之留学英法，受西方人道主义的浸染，使得《干校六记》中弥漫着知识分子对人生世事的悲悯情怀，少了一份俯视苍生的优越感，多了一份体验人间悲苦的慈悲之情。

干校生活中，贫下中农对杨绛这些干校学员“十分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至长足就被偷掉”，还常被骂“他们吃商品粮的”。但是杨绛对待从不理解“我们”的“他们”，没有怨言，有的是对他们贫苦生活的同情和蒙昧人生的悲悯。《学圃记闲》有这样一段对话:“我就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面糊也是红棕色;不知‘可好吃哩’的面糊是何滋味。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可好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杨绛知道“可好吃哩”，其实只是久无饱食之后有食可吃的幸福。杨绛知道干校的生活虽不易，但是基本的温饱还是能解决。她同情百姓的生活贫困，所以见到偷菜的农妇，想的是“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吃一顿”。她因未能把疙瘩菜都送给老大娘而深感歉意。杨绛总是怀着博爱悲悯的心，同情他们的困苦生活，宽容他们为讨生活的一些不义之举。

杨绛的《干校六记》从家写起，写家人的相依，写在时代动荡中的选择，由家到国，有女性的柔情，也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胸襟;从自己和身边家人、普通的小孩老人写起，从生活的点滴小事到世态人生的变化与悲欢，有女性的细腻，也有知识分子的智慧。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知识分子立场，使得杨绛的散文在新时期散文创作乃至整个当代的散文写作中独具风姿。作为一位一直“隐身”世事，游走边缘的作家学者，杨绛的创作仍需我们不断地关注研究，其文学史价值仍有待我们继续挖掘。

［1］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0．

［2］耿波，许志强．论中国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教育版，2001(3):66－70．

［3］杨绛．隐身衣［M］//钱钟书，杨绛．钱钟书杨绛文集．海口:南海出版社，2002: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