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原 王选

2800度的高温，高浓度的放射物质。人类没有办法知道里面发生着什么，核芯熔化的瞬间，人类的知识显示出无可救药的苍白。

1号原子炉核芯熔化，2号原子炉核芯熔化，3号原子炉核芯熔化。日本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6座原子炉，正在启动的3座，接连滑向毁灭，无一幸免。

2012年3月，福岛核灾难一年后，那三座人类仍然无法靠近的蓝色方形建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再次成为焦点。政府、媒体、民间调查团以及整个社会都在探寻真相，寻找答案。

何时，何境，如何，为何。调动所有的手段，真相逐渐水落石出，但这对极端信任自身技术的日本人而言却难以接受。历史和现实，几代日本人的纠结，致命的自负，精妙的谎言，都被裹挟、攫入，然后塌陷。

10米堤和13米潮：被忽视的海啸

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原子炉中央控制室，弧形墙体显示屏和操作台。11名工作人员当值。突然的剧烈晃动，坐在工作台旁的人被甩出去。“地震！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这么剧烈的震动。”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所长福良昌敏说。

海啸第二波来袭，波高13米。中央控制室完全黑暗，

核电站里不得不用最传统的手电照明方式。光束照向仪表显示屏，全部数据消失。没有人知道海啸来袭，只听见惊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福岛第一核电站外，13米高的海啸大潮轻松越过10米的防波堤，压扁了一号电站的地下室卷帘门，涌入紧急发电机室和储电室。黑暗降临，所有交流电丧失。

一号原子炉遽然挣脱了人的掌控，滑向未知的轨道。

“强震后，福岛核电站没出问题，是海啸造成电力丧失。日本并不是有意要掩饰真相，最根本的问题是反应堆内部的真实情况很难得到。”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高级主任、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国际外交高级研究员的吉弗里·A·贝德说。美国在日本地震后组成一个跨部门应急小组，吉弗里·A·贝德是成员之一。

2011年12月8日，日本政府向社会提供了政府独立调查委员会福岛事故中间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东京电力轻视自然灾害，对严重事故缺乏预测。报告中说2002年根据日本土木学会原子能海啸评价技术评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海啸从3.1米上升到5.7米；2008年根据一个长期评价测算标准测定，这里的海啸有可能达到15米。但是东电的高层认为，长期评价是假定数字，如按15米建防波堤，将需要4年的时间，花几百亿日元的资金，因此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

针对于此，日本媒体报道了与福岛相邻的茨城县东海村东海第二核电站。东海第二核电站在2010年9月将原来的4.9米堤修到了6.1米，3月11号到达茨城的海啸达到了5.4米，仅仅70公分之差。

地震是日本一直以来严防死守的自然灾害，但往往与地震相伴的海啸却被忽视了。

2001年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专家提出，未来东日本海将有一系列大地震的可能，并会引发10米以上的海啸。就此，日本学界的讨论进行了5年，期间，神户大学名誉教授石桥克彦提出日本的核电站都建在海边，要考虑海啸的危险，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重视，5年中只有两次成为议题。

2002年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和气象厅提出，1896年三陆冲发生8.2级地震，引发的海啸为10.2米。三陆冲在福岛核电站的东北部，虽然与福岛有一定距离，但却在同一条地层断裂带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手福岛第一核电站引进的原日本通产省官员岛村武久与日本核电发展的核心人物组成“日本原子力政策研究会”，他持续录下了100小时有关讨论的录音。福岛核事故后，这份秘密录音被公开，东京电力原副社长榎本聪明也在其中留下了声音。他说，（当时）东京电力怀疑10.2米这个海啸数据。“如果这样对外讲的话，我和地方的老百姓如何去交代？这样事情会闹大，核电站都要停了，再说这种事又不是今天明天就会发生的。”

东京电力认为海啸测算只是一个基于假定的假定。

2011年3月7日，东京电力将提高海啸设防的报告提交政府，四天之后，滔天的海潮给福岛正在运行的一号、二号、三号核反应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当大海倒立起来，怒吼着涌向陆地后，榎本聪明对着日本教育电视台的镜头喃喃自问自答：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这一代人什么地方出了错？我们一直觉得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无法应对：没有冷却水的燃料棒

这是一段黑暗的盲区。脱离监控的一号炉的情况完全未知。

这是最危险的状况，闷在原子炉里的核燃料棒到底怎样，不仅无法获知，而且外面的人完全无法作为。距离第二波海啸引起的停电2小时22分钟后，福岛第一发电所第一次意识到因为停电无法补充冷却水，

核燃料棒有可能会露出水面。

原子炉停运，但高温的核燃料棒不会马上冷却下来，如果失去冷却水，2800度高温的核燃料棒有可能熔融、穿透包裹着它的炉体和外壳。而到现在为止，对于核燃料棒在没有冷却水的状况下情况如何，还是未知的领域。

那么，核燃料棒是什么时候露出水面的？东电的应对是否及时？不可控的灾难到来的一刻起于何时？

日本NHK电视台邀请日本原子能工厂工学、原子能严重事故对策研究、原子炉反应物理学四名教授专家，将有关数据输入具有国际声誉的“Sampson”评价程序，试图模拟一号炉内核芯的情景。整个测评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15:37，一号机全部电源丧失。在模拟中，核燃料棒的冷却水消耗速度之快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停电1小时15分20秒，水位已降到核燃料棒的顶部，露出在即。

当时，东电和日本政府显然没有判断出核燃料棒的真实情况，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媒体发布会上说原子炉核燃料棒没有问题。

IC开关误会：训练不足还是不求甚解？

东京电力第一发电所中央控制室第一次有人想到非常用复水器（IC）。

一号机因放射物泄露而无法接近，仪表又因断电而无法观测到，直到18点，部分电源得以修复才观察到IC的状况：是关着的！海啸之后复水机一直关着，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

地震一个多小时后，福岛核电站三组反应堆如流星般飞速堕入自熔自毁。实际上曾经有机会，让毁灭来得缓慢一些。

非常用复水器（IC）安置在四层的一号炉最顶层，是两只红色的巨大水罐。其作用是在紧急情况下为核燃料棒补充冷却水，它可以把核燃料棒的水位升到一半位置，核燃料棒熔化可延迟7个小时，如果继续为机器加水，有可能防止其熔化。

但是第一发电所中央控制室很快发现，仅从仪表盘上无法确定IC是否在正常运作。于是派出没有穿防辐射服的工作人员持手电前往查看，但走到一半，工作人员身上的核辐射测量仪滴滴地响起来，于是急忙撤回。

第一发电所所长福良昌敏在事故发生10个月后，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

记者：停电后是否认为非常用复水器是自动开启的？

福良昌敏：是的。非常用复水器的作用指挥本部没有充分理解。

东京核电站一号机采用的是美国马克－1型轻水反应炉。美国原子能发电事故对策专家艾德·达克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IC必须、而且要尽快打开。美国康涅狄格州莫斯顿核电站使用的设备也是马克－1型，IC也设在电站的四楼，电源丧失的情况下IC会自动关闭，需要手动把它打开。通常电站会专门训练如何快速爬上四楼手动将蓝色阀门打开。但福岛第一核电站对策本部和一号机中央控制室之间就非常用复水器是否开启产生了误解：对策本部一直以为是开着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开启。

日本政府对核电事故的调查报告中指责福岛核电站一号机发电所对于IC“训练教育不够，东电对策本部和发电所对事故现场没有正确把握，对IC误认，对IC的机能理解不充分，操作不熟练，这对于核电站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

报告指出：如果对IC状况没有误解，就可以更早地向原子炉进行注水减压。

三号机的情况也与一号机大致相同，政府调查报告指责三号机发电所和东电对策本部现场处理不当，对应迟缓错失良机，致使后面的注水作业环境恶化，并且中断注水达7个小时，直接致使不得不排放容器内压力，以致高浓度放射物大量泄漏。

日本政府独立事故调查委员负责人船桥洋一发出质问：“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这样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怎么会如此措手不及？”船桥洋一道出了日本民众的疑问，也是世界许多人的疑问，如此一家大型核电站，何至于对IC这样至关重要的设置会“机能理解不充分”、“操作不熟练”、“训练教育不够”？

日本大力推进核电的上个世纪60年代，面临着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之争，以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的“从基础理论研究做起”的主张遭到了贬抑。美国的原子能发电技术被囫囵吞枣般引进到了日本。于是就有了1966年与美国通用电气的被称为“turn-key”的合同，也就是从设计到制造全部由美国通用电气负责，直到设备开始启动，日本只需要转动钥匙开启即可。福岛核电站正是这样建起来的。在当时的日本眼里，马克－1型轻水炉核燃料芯小，原子炉小，容易建，成本低，日本政府甚至把此后投入核电研发的预算大幅度减少，认为这种技术稳定的设备不需要操什么心了。

因为相信用了美国的设备一切都“OK”，所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紧急发电机设在地下的危险性。不是一个人没想到，而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

停电统计：日本人致命的自负

第一原子炉建筑内放射线量骤然增加，核电站对策总部和一号机中央控制室无法查出原因。

第一原子炉核燃料棒容器内压力异常上升。并伴有大量的核放射物外泄。

原子燃料棒容器压力上升意味着原子炉内温度越来越高。但讲不通的是，IC显示的核燃料棒水位在逐渐上升中，按理讲核燃料棒应呈现逐渐冷却趋势才对，而不是相反的高温高压。一号机中央控制室在21点的观察中，发现IC水位上升迅速，不过十分钟后，又快速下降。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IC运作不正常，并且可能炉内水位标识器显示错误。

日本NHK电视台邀请的专家在他们的试验中模拟了水位显示标识器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发现在模拟一号炉内的情景下，水位显示标识器会显示与真实情况正好相反的结果。

水位显示标识器实际上是马克－1型炉早在30年前就被标识出来的“定时炸弹”。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原因是非常态停电，炉内水位标识器显示错误，造成判断错误，最终造成核燃料棒熔化的严重事故。

上世纪80年代，三里岛核电站事故调查报告出来后，美国知会日本，马克－1型轻水炉须全部停机检查，排除隐患，然而福岛核电站始终没有做到100%停机，就这样带着隐患又超期运行了30年。

针对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日本核安全委员会也进行过专项的讨论，美国核事故因停电而起，日本是否有必要考虑电力长时间丧失的应对？

岛村武久录下的100小时录音里也有有关的内容：参与讨论的大多数日本核电高层人物认为，美国经常大停电，而日本的电源非常稳定，因此日本没有必要考虑电源长时间丧失的可能性。电力公司提供了日本20年以来的停电统计，停电30分钟的只有23起，停电超过30分钟以上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稳定性是美国的10倍，不会影响核电安全。

精密的概率计算终至出现“万中一失”。而这“一失”整个日本都难以承受。3月18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巴黎第32届国际书展上说:“核电站再破裂一次，我们日本人就无法活下去了。”

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此次福岛核电站铯-137的泄漏量是当年广岛原子弹爆炸的168倍；碘-131是广岛的2.5倍；热量是广岛的26.9倍。

安全神话：政府与企业的合谋

熬过一天的福岛第一核电站，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势不可逆地恶化。

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昌郎担心原子炉内的压力已经高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决定实施原子炉内气体排放操作。

首相菅直人和政府有关部门得到原子炉内气体排放请示报告。

政府下达实施压力排放命令。

压力排放操作实施。

请示、决策、准备、命令下达、实施这个过程花了近9个小时。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实施这项操作的。或许对于任何政府来说，在这紧要关头都是难以做出抉择的。这意味着大量放射物直接排放，事态至此，已无挽回余地。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福岛核灾难观察员吉弗里·A·贝德在今年3月8日发表文章说：日本在灾害的处理上，每一个措施都在引起新的问题，每天都在面临新的恐慌。

实际上，福岛核电站事故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在日本法庭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诉讼得到预演，只是日本政府和电力企业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

1973年日本爱嫒县伊方居民将当地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对原子炉最坏的情况――炉芯熔化的可能性给出一个说法。官司从地方法院打起，一直到日本最高法院。

爱嫒县伊方建核电站之初，当地的居民就坚决反对，因为他们要放弃捕鱼生涯，为核电站让出地盘。在反对声中，当地政府与电力企业达成协议，核电站开建。

在法庭上，伊方居民始终追问一个核心问题：“核电是否是安全的？”政府方面出动了一大批推进核电发展的核心人物出庭作证，全国的报纸都在讲核电的安全性，电力企业花大价钱为核电做广告，暗地里出钱收买原告放弃诉讼。

原告方是一群不懂核知识的百姓，在一次关于伊方是否在地震断层上，地震是否会引发核电安全事故的法庭辩论上，政府方面的证人说，政府的原子炉安全审查测定书没有提到伊方在地震断层上。日本研究地震第一人松田时彦指出政府证人撒谎。他们早已将伊方附近的地震断层报告上交了政府。

“让我们来帮助你们。”一些科学研究者加入诉讼为原告作证，从而使伊方诉讼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大诉讼，诉讼历时19年，核电安全辩论也进行了19年。

原告辩护团长：最坏的事态是炉内核芯熔化，难道不会发生核泄漏吗？

被告方代表：不会的。也有可能会变热，但会用注水降温。

原告辩护团长：如果制动设备不起作用了，怎么办？

被告方代表：不会的。水泵动不起来的发生率是万分之一。

原告辩护团长：即使百万分之一也不是零。

东京大学教授藤本一阳作证：制动设备是有可能失灵的，注水设备不起作用也是有可能的，从科学上讲是不可能做到不发生这样的事故的。

今天看来，当年法庭的辩论几个关键环节，都在福岛一幕幕成为现实：停电－核燃料棒发热－注水－熔毁－泄漏。然而诉讼最终的结果是原告败诉。

隐患种子：假装的监管

实施压力排放后原子炉容器内压力下降。

一号机大量氢气体发生爆炸。

巨大的响声，满世界白色的粉末细密地撒落。

“当时想到的就是爆炸了，说实在的，我就知道，完了，我觉得自己活不了了。”一位一号机的员工说。

一天以后三号机发生爆炸，再过一天，二号机爆炸。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核电反应堆标准，日本依据这个标准设立了本国标准。原日本通产省官员岛村武久的录音里，记录了日本如何削足适履，改美国标准为日本标准。

美国标准规定，核电站选址必须是“低人口地带”，一旦发生事故可以有空间扩散辐射，以减少对人群的危害。

——在面积狭小的日本想实现是很难的，我们只能提高安全标准，尽可能不发生事故。

——为了有利于建设，可以向老百姓多说安全性，多说核电可能给当地生活带来的好处。

美国标准要求建避难区。

——日本找不到避难场这样的地点。

——如果标准里放入避难这个词，那就会有人问这样的东西还要建它干什么？无法面对众人的质疑。

——为了有利于建设，就说这个东西是根本不会有事故的，以此为前提开始建设。

录音上的这些人，都是日本当年核电建设的中心人物，来自政府、商界和研究领域。

日本再建基金会主席、政府独立事故调查委员负责人船桥洋一2012年3月19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一些利益团体为了获得人们对核能的广泛支持而对其大肆鼓吹，我们的核工业因此陷入了‘绝对安全的扭曲神话。”

这种安全神话讲久了，连编造神话的人都相信它是真的了。

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生核电灾难，1987年到1992年日本核能安全委员会开始讨论严重事故的对策。国家安全委员会、通产省科技厅和电力公司参与了讨论，但话语权基本为电力公司控制。因为用来讨论的数字全部都是电力公司提供的，其他两方拿不出与之对抗的有力数据，5年讨论之后，决定对严重事故对策，国家不做规定。而企业要自觉感觉到自己的安全责任，并认为，目前的日本对严重事故的安全对策已经充足。

而对于企业来说，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要花多少钱制定事故对策也不是很清楚。东京电力第一核电站的笛木谦右说，会不会发生事情不知道，又要花几百亿，这样的事很难办。

“从本质上说，日本的核安全监管体系已经名存实亡。监管者假装在监管；核能企业假装受到了监管。”船桥洋一称之为安全的“空洞性结构”。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便是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建设。原始的福岛海岸，有高达35米的崖壁，如果电站建在上面，福岛核电站会躲过此次13米的海啸。但当年为了节约建设成本，东电将崖壁硬生生削去了25米。当年引进美国的设备如放在35米的高处，不符合设备建设标准，而如果让美国修改设计，又要花一大笔钱。于是，东电选择了少花钱，将就美国设计的做法。

东京电力原副社长丰田正敏说，当时想的就是成本，电力公司的压力很大，一定要降低成本，一定要比其他的方式便宜。

隐患的种子就这样埋下。

●事故经过以《每日新闻》2012年3月1日发布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