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袁欢

（1.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2.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沈从文忧郁审美论

张永1，袁欢2

（1.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2.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沈从文创作整体上呈现出忧郁审美的特色。早期（1924-1932）普遍书写形而下的个人忧郁，并以直白和诙谐的方式呈现，叙事中融入议论和抒情；中期（1933-1938）侧重借助小说、散文等形式表达对社会、人事、文化、历史凝重抑郁的主体性思考。忧郁审美成全了他也限制了他，其四十年代的某些创作已经流露出这种迹象。某种程度上说，1949年后，沈从文被迫放弃创作其实并不是一件可惜的事。

沈从文；创作；忧郁审美

沈从文创作的忧郁审美与其性格是有关系的。1949年2月，沈从文在《一个人的自白》中这样写道：“我企图由一个在‘病理学或变态心理学可作标本参考'目的下，写下这点东西。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作家坦承“是个内向型的人”，并对自己性格进行说明：一是“脆弱，羞怯，孤独，顽野而富于幻想”；二是“永远有‘不承认现实'的因子，随生命发展。”［1］7-8这两点对理解沈从文忧郁气质非常重要，它是作家忧郁气质形成的心理基础。“不承认现实”就是他说的“否定”。“从现实环境来说，我早应当被困难打到了。可是没有自杀，因为在‘否定'中有力量支住了自己。我也并没有堕落，内向型的胆小而贫穷，在那种生活方式中，实无从堕落”。“‘否定'在生长中，随‘幻想'而生长，因为这是求生存唯一的支柱，二者合并作成一个抽象而强韧支柱，失去其一都不会继续生存，产生‘未来'”。［1］9-11“否定”与“幻想”构成了他忧郁审美的重要精神向度。

一

内向型人格表现出挑战自我和超越现实的意识。根据沈从文性格及忧郁特点，他的创作可大致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作家来京到与张兆和确立婚恋关系（1924-1932）。这个时期，作家普遍表现出“形而下”的个人忧郁。需要说明的是，沈从文否定与幻想的气质在之前就已形成。《从文自传》在谈到当初离开湘西的原因时说：“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2］364这种性格与心理使得沈从文能够在“没有一处熟习的地方，没有一个熟习的人，没有一件熟习的事”［1］12的困境中坚持文学创作。

这个阶段沈从文发表的近180篇小说中约有60篇都市小说。都市小说的批判性叙事基于现实的否定且带有忧郁的个人生活色彩。《公寓中》、《绝食以后》、《棉鞋》、《楼居》、《春天》、《冬的空间》、《第四》、《自杀的故事》、《呆官日记》等，书写“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把日子维持下去”的潦倒生活以及孤独绝望的情绪；《一个晚会》、《长夏》等小说流露出被人轻视奚落、自卑难堪的隐痛。《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说：“一种错误的轻蔑，从别个人的脸嘴上，言语上，行为上，要我来领受，我领受这个像是太多了点了！使我生到这世界上感到凄凉的……是这个误解的轻视。”［3］5《知己朋友》、《旧梦》、《不死日记》、《中年》、《一个天才的通信》、《善钟里的生活》等，则记录了创作难以想象的困难。“我的作品是为一个仇敌而写的，永远为了仇敌动笔，仇敌是什么？就是‘生活'。”（《知己朋友》）创作对于一个粗通笔墨的他来说困难重重，其焦虑抑郁不难想象。他在给王际真的信中说：“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是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4］63-64。拿小说《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的话来讲：“生到这时代，从旧的时代由于一切乡村城镇制度道德培养长大的灵魂，拿来混到大都市中去与新的生活作战，苦闷是每一个人都不缺少的东西。”这个阶段还有不少小说如《到北海去》、《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看爱人去》、《怯汉》、《一件心的罪孽》、《老实人》、《焕乎先生》、《拒——诱》、《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微波》、《元宵》、《十四夜间》、《长夏》等，流露出“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5］111。在朱光潜看来，“忧郁情调来自对不愉快事物的沉思，因为它是活动受阻碍的结果，所以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在被强烈地感觉到并得到充分表现时，又可以产生快乐。”［6］166沈从文也意识到自己“在一种类乎作僧的寂寞生活中，我却看得出我是真正在生活”（《南行杂记》）。排遣忧郁苦闷获得心理慰藉的只有写作；而生活更需要写作来维持。写作似乎一开始就成为沈从文无法摆脱的人生宿命。

抒情往往源于个人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受制于主体的忧郁情绪，沈从文有近30篇散文和30首诗歌反复抒写抑郁感受。柯灵“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自然是看重这一文体的优势。沈从文的第一部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异常精准地抓住了个人“阴郁”的气质。稍后的《遥夜》、《狂人书简》等则抒发了“悲哀怫郁”的精神焦虑。与散文相比，诗歌似乎更适宜个人忧郁情绪的表达。他说：“诗应当是一种情绪和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7］436例如诗作《我喜欢你》抒发了作家“抑郁了的沉默”。在爱伦·坡看来，忧郁是所有诗的情调中最正统的。［8］52朱光潜也认为，“忧郁是一般诗中占主要成份的情调”［6］221。

最初几年的生活是难熬的，但这个倔强的年轻人还是克服了一切困难。古老的皇城刺激了他的才能的发挥。他疯狂地创作，不停地投稿，终于为自己赢得了“多产作家”的名号。很难想象，在北京这个文化大都会，一个连标点符号都不清楚的年轻人，要在文坛获得一个名字是多么不容易。人们似乎又不理解沈从文为什么使用那么多笔名①作家早期（1924-1932）除了用沈从文、从文发表作品外，先后用过30多个笔名：休芸芸、芸芸、茂林、懋林、则迷、小兵、凤哥、茹、懋琳、木铃、岳焕、沈懋琳、甲辰、焕乎、琳、璇若、为琳、何远驹、菌、疑珷、远桂、王寿、张琲、自宽、罗俊、沈岳焕、王玖、茹椒、巴库、红黑旧人、黑君、岳林等。1933年后，除上面某些笔名，沈从文还用季蕤、上官碧、某甲、沈甲辰、朱张、沈着、李綦周、章翥、炯之、臃羽、雍羽、刘季、巴鲁爵士、王运通、窄霉斋主、翰墨等。，那样做对他成名并没好处。比较靠谱的解释当然与他内向悒郁的性格有关。作家用众多笔名发表作品，是担心自己的作品招来非议和奚落。关于这一点，其自传体小说《中年》可以印证：“自己的生活也将同自己的工作有同一命运，被人看到的只是那顶不精彩的一面”，“因此我总想设法把自己姓名换成另外一个”。沈从文也确有过类似的难堪经历：“我把所有初期作品上百篇，向一个著名副刊投稿时，结果却只作成一种笑话传说，被这位权威编辑，粘接成一长幅……当着所去一群名教授……一齐揉入字纸篓里。”［1］181980年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重提当年往事仍难以释怀。

回忆是带有个人功利性和选择性的精神活动。沈从文排解忧郁，抚慰心灵，除了记录和书写现实境遇和个人感受外，另一个法子就是退回到记忆的世界去寻求精神安慰。湘西对于栖身都市的他来说，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诱惑。“把那点过去属于自己的痛苦和寂寞，镶嵌在各不相同自然景物中，一再温习。尤其是儿时无拘束的生活，所保留的新鲜快乐印象，可以把当前的绝望勉强稳住。”［1］17在湘西诗意的栖居地，沈从文找到了自我，宁静而又从容。70篇乡土小说和11个乡土剧本①1925年沈从文创作《卖糖复卖糕》、《赌徒》、《野店》，1926年创作《母亲》、《支吾》、《盲人》、《鸭子》、《霄神》、《三兽窣堵坡》、《羊羔》、《蟋蟀》、《过年》，1927年发表了《蒙恩的孩子》、《刽子手》。这些剧本除《母亲》、《支吾》属于都市题材，《三兽窣堵坡》为佛经题材外，其余皆为乡土题材。成为他孤寂悒郁的精神寄托。“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和了真实和幻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成为我生存的最大快乐和支柱”。至于别人对他创作的评论，沈从文颇不以为然，认为批评者会忽视作家“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一个人的自白》）。这种“生命经验”当然包括他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和忧郁气质。

沈从文这个时期的创作多流于感性描述，但忧郁审美初露端倪。忧郁的书写呈现多样化特征：第一，作家调动所有文体表达忧郁愁苦的情绪。即便《龙珠》这一喜剧性叙事仍流露出作家的忧郁：“我只有一天忧郁一天下来，忧郁占了我过去生活得全部，未来也仍然如骨附肉……所有的仍然还是那忧郁！”第二，除散文、诗歌外，他的小说普遍采用第一人称，以及书信体、日记体②1928年沈从文创作了日记体乡土小说《一个妇人的日记》。、自传体等个性化叙事，如《公寓中》、《簧君日记》、《不死日记》、《呆官日记》、《中年》、《善钟里的生活》、《绝食以后》、《一个天才的通信》等等。第三，突出展示主人公阴郁的心理与梦境。《一件心的罪孽》、《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描写了异性体味引起的心理反应以及自卑自责心理。《燥》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书写“维特式”的忧郁。《白丁》、《重君》借助梦境表现爱情的苦闷，寻找失落灵魂的安慰。该小说与爱伦·坡的《梦》颇为相似：“那长梦中也有忧伤和绝望，可于他也胜过清醒生活的现实”。《中年》、《旧梦》采用复调叙事，在“本我”、“自我”的精神冲突中展现忧郁心理与意识流动。尤其是《焕乎先生》，“可以名之为忧郁的创作”，“一幅苦闷象征的名作”。最后，小说融入大量议论、抒情等非叙事性成分，而议论抒情的基调仍是忧郁。《旧梦》颇具代表性：“生命不过是一粒微尘，比微尘还容易被风吹落到一个生地方的命运。我的遭遇不感谢天也不怨天，悲剧的扮演直到死为止。我分内应得到的灾难，虽不能毅然的承当，也总在逃遁退避中仍然得到了。一卷不精彩的凡庸的生活史，在此时计算来已到了第一卷读完的二十六岁，二十六岁中的一小章生活成了如所重述的此记，其余则因因果果造成了在所记中所说及的忧郁无用徘徊柔弱的我的性格，以及此时依然不适于应付女人，金钱名誉的掠取的潦倒生活。”字里行间弥散的抑郁气息也验证了作家“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抒写”的创作美学。值得一提的是《阿丽思中国游记》，沈从文说：小说是为母亲“这善良的老人家在她烦恼中暂时把忧愁忘掉，我的工作算是一种得意的工作了”［3］3。可是话虽这么讲，又何尝不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

“凡庸的生活史”并未如他所愿在二十六岁的时候结束。沈从文说：“一个人到真真感到寂寞时节，是没有牢骚可发的。”［9］4作家逐渐摆脱早先创作的直白和表面化倾向，将忧郁的言说潜植于人物心灵，隐藏在自嘲诙谐之中。小说集《不死日记》的“献辞”写道：“牢骚呵，忏悔呵，苦呀苦呀全是成为过去；一切皆离开我身体，同生命一样，不见了。我可以得着的似乎只是因此而来的讪笑。”［10］399作家在小说中似乎并未完全隐藏起自己的牢骚。只是到1929年的《石子船》，叙述风格才有了较大变化。“这一集与过去一些小册子，另外还有不同的，是仿佛近来性情更沉郁了一点，往日能在文章中生感慨，近则没有了。近来牢骚很少③1930年沈从文给程朱溪的信中也说：“近年来，凡事皆无味，作文章亦深感无聊，人则无牢骚可言，殆真近于‘老'也。”参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在忧郁的情调中找出诙谐的风致，把一个极端土地性的人物，不知节制的加以刻画，一切皆近于自嘲，是自己所看出的特色之一。”［11］319自嘲，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拿自己调侃开涮，非但不掩饰个人的隐私和缺点，反而将其夸张放大，从一个侧面也显现出作家的成熟自信。《呆官日记》开头写道：“听人说，记下了日记，将来有许多用处，仿佛还可以卖钱，我定下志愿，从此以后要每天写日记了。”“在以前，我恨我自己的蠢笨，是有过的，如今我才看出我的天才！”“天才”也好，“懦夫”也罢，自嘲的背后仍是难言的苦衷。诙谐表现为风趣幽默、戏谑打趣，是对现实的怀疑否定。梁遇春说：“诙谐是从对于事情取种怀疑态度，然后看出矛盾来，所以怀疑主义者多半是用诙谐风格行文。”［12］《呆官日记》一再以“日子，滚你的吧”调侃度日如年的感受；《自杀的故事》用戏谑口吻讲述因失恋差一点自杀的“我”、“完全一个一九二八式的男子情绪”。《一个天才的通信》叙述天才的生活原是这样的：“生活打着我的右颊，我又用手打我自己的左脸，我就为这意义把这通讯写下来了。”插科打诨式的无奈意味十分明显。沈从文诙谐的叙述恰如他在《冬的空间》中所说：“悲剧不是死亡，不是流血，有时并且流泪也不是悲剧。悲剧应当微笑，处处皆是无可奈何的微笑。”

二

沈从文在《忧郁的欣赏》中说：“忧郁……从不会由我心上挪开……忧郁的残骸积淀在我的心上”。从其早期创作来看，忧郁审美已然表现出抽象的苗头。“我向虚空微笑，向虚空低头，向虚空伸出瘦瘦的手儿，也没有捏到”（《中年》）。“这世界有一些人在‘生活'里‘存在'，有一些人又在‘想象'里‘生活'”。［3］4与其早期形而下的忧郁不同，这个阶段（1933—1938），作家试图从精神世界探寻生命存在的丰富意义，留下了一批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作品。

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身和心都仿佛有了着落”［13］27，形而下的个人忧郁随之消解。不过其早期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扩大了作家心灵与人格的自我认同，为“形而上”思索提供了可能。构思《边城》，沈从文“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但他无法平服早期的生命感受。“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5］110-111“温柔的笔调”大致是混合复杂情感的忧郁叙述。“里面自然浸润由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还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1］10-11朱光潜认为这是作家“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14］。有趣的是，弥散于《边城》的忧郁气氛似乎成全了小说的完美。沈从文这样说：“接近我这个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不拘是什么；或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15］5-6。这就印证了波德莱尔的话：“我并不主张‘欢悦'不能与‘美'结合，但我的确认为‘欢悦'是‘美'的装饰品中最庸俗的一种，而‘忧郁'却似乎是‘美'的灿烂出色的伴侣；我几乎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美会没有‘不幸'在其中。”①转引自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这也许是小说打动无数读者的地方。

《边城》是将“社会现象”与“梦的现象”作“恰当”［16］65处理的典范作品。作为“社会现象”的有机构成，偶然性事件构成他主题与题材的最基本取向。早期小说如《初八那日》、《媚金·豹子·与那羊》、《旅店》、《萧萧》等，初步揭示偶然与命运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偶然涵盖这几个方面内容：第一，“所谓偶然就是一种被给与的、或被发现的事物，它的存在在逻辑上不是必然的；而它的不存在，在逻辑上也不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任何存在于世间的东西没有不是偶然的，连那描述偶然事件怎样发生相互关系的规律也不能例外。”第二，“所谓偶然乃是不发生关系的意思。一旦我们在各组事物之间发现了一项相互联系的规律，那末，从这个规律的角度上来看，凡与此无关的现象都是偶然的。”第三，“如果一个事物是作为两个事变系列的交叉点而发现的，而中两个事变系列又得分别由两种互不相关的规律来加以描述的话，那末，这个事件就是偶然的。”［17］100沈从文倒来得干脆，将偶然界定为“忽然而来的一种祸福”、“凡事均在人意料之外”、“料到这样偏那样”（《好管闲事的人》）。作家对偶然的审美阐释必然导致文本结构起伏跌宕、人物命运大开大阖，并频繁使用“偶然”及相近语汇，如“凑巧”、“恰巧”、“居然”、“忽然”等。“天地间事情是有凑巧的，悲剧同喜剧的不同，差别处也不过是一句话同一件小事，在凑巧上有所变化罢了。”（《一个女演员的生活》）“我们都预料不到明天的事。每一个人都有意外事情发生，每一个人都不能打算”（《医生》）；“我们并无能力支配自己。一切都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捉弄，一切都近于凑巧。”（《凤子》）偶然性事件生发于具体时空之中，所以沈从文说自己是“在任何事情上不忘记‘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人”（《第四》）。“人生猝猝难自料，天道茫茫定有讹。”无法把握无从预见的偶然自然引起作家忧郁。忧郁及其类似语汇经常出现在文本中，如“阴郁”、“抑郁”、“沉郁”、“悒郁”、“忧愁”、“惆怅”、“痛苦”和“悲悯”等等。

《边城》是对“偶然”哲学命题的经典阐释。“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5］111其实沈从文很早就有写作这样一篇东西的想法。1927年他说：“我所认识的是人与人永没有了解时候，在一些误解中人人都觉可怜的；可怜之中复可爱”，初步确立起偶然与创作美学关系的思考。“我的工作方向当略略转变，应当专从这人类怎样在误解中生活下来找一种救济方法”［9］5。小说用“这个人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作结，揭示偶然这个生命中无法抗拒的力量，流露出无奈的伤感和忧愁。偶然仿佛是人类永恒的宿命，成为“命运”的另类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健吾的批评一语中的：“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力量……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法则：悲哀。”［18］56作家还有意将“死亡”与“偶然”并置，强化文本忧郁审美的氛围。

《长河》表达沈从文这样一个思考，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在民族抗战大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当作家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19］6-9。首先，“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向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这对作家来说难以预料也无法改变；其次，在“常与变错综”的环境中，“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人类有意无意中选择了历史，也就选择了“偶然”这种表达历史归宿的方式。沈从文追求美与善，回避现实的阴暗丑恶。“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20］342所以，他在“作素朴的叙述”［21］59的同时，“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的调和”。然而事与愿违，“有意做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19］6-9最后，作家在处理具象与抽象关系时表现出两难困境。“我不惧怕事实，却需要逃避抽象，因为事实只是一团纠纷，而抽象却为排列得极有秩序的无可奈何苦闷。”并且，“我那时最宜写的是忠忠实实记述那些偶然行为如何形成一种抽象意象的过程。若能够用文字好好保留下来，毫无可疑，将是一个有光辉的笔录。”［5］121可是《长河》“依然只是一个平常的故事”，“过去写的也许还能给他们一点启示或认识，目下可什么全说不上了。”［19］6-9忧郁并不意味悲观，而是更为理性的认知。“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诚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从这个角度看，《长河》的忧郁是“庄严与认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19］6-9

1934年1月，沈从文回乡途中给张兆和写了一组信件。受书信体式、书写环境和主体情绪的影响，这些创作略显仓促。用他的话讲，是“人在中途心在北平的一种记录”。十余年第一次返乡，耳目所及引起了他情绪的反应：“我是很忧郁的，因为我认识他们的哀乐，看他们也依然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我不知道怎么样总有点忧郁”（《夜泊鸭窠围》）；“我……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历史是一条河》）；作家触景生情，“那些死去了的事，死去了的人，也仍然常常不速而至的临近我的心头，使我十分惆怅”（《泊杨家岨》）。稍后出版的《湘行散记》显然是这组信件的二度创作，延续并凸显了忧郁的审美基调。首先是“常”与“变”共时性地呈现出空间反差。一方面，外面的世界纷扰变动，而“边鄙之地”湘西依然延续传统方式，“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滩上挣扎》）。湘西人的粗野慷慨，对于生存的惊人执着，生命中显现的庄严神圣实在令作家感动。然而，天时地利不与人变。偶然与命运的纠结让作家体会到人生“苦味”；另一方面，在叙述“‘变'中之‘常'，也即自然与人生命中神性的永恒、庄严与和谐，以及这种生命神性的表现形态（形式）”［22］18的同时，重视“常”中之“变”，即生命神性的失落。更何况，沈从文并不知道如何让“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的个体，“感觉一种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也不清楚“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箱子岩》）

其次是人事历时性比照所产生的心理落差。沈从文是时间意识比较敏感的人。“我不大在生活上的得失关心，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偶然是时间和空间的特殊表现形态。“时间使一些英雄美人成尘成土，把一些傻瓜坏蛋变得又富又阔”（《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当年狂热的印瞎子，如今却成了明哲保身的乡绅（《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谁又能料到当年的贺龙，“二十年后得惊动三省集中十万军队来解决这马夫”（《箱子岩》）；昔日繁华的浦市、闻名遐迩的滕回生堂也今非昔比了。作家返乡非但没有缓释积压多年的乡愁，相反，世事变迁、物是人非让他愈加伤怀。“一切事物在‘时间'下都无固定性，存在的意义，有些是偶然的”［23］4。“可是，过去的，有谁能拦住不让它过去，又有谁能制止不许它再来？时间使我的心在各种变动人事上感受了点分量不同的压力，我得沉默，得忍受。”（《老伴》）

最后，时间意识衍生出沈从文独特的“历史”观念。他把此次湘西之行看成是“翻阅一本用人事组成的历史”（《虎雏再遇记》）。在作家看来，历史并非仅存于传统典籍，而是存于现实表象之中，需要用智慧去发现。沈从文的历史观倾向于对普通人事的关注，唯其如此才可能构筑和还原历史本相。“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这些东西对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24］252-253普通人人性光辉和生命意志煙灭在正统历史之中，“历史”成为沉重和忧伤的字眼。“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能够不感惆怅？”（《老伴》）当然，惆怅与绝望显然不是一码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只有一条规律是有把握的：在人类命运的发展之中，所能认识到的只有那偶然和意外的作用。这并不是什么犬儒主义或绝望的学说”①转引自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2页。。沈从文也认可“一切无常，一切也就是真正的历史”的观点（《不毁灭的背影》），因为“偶然”的种种势力，“可以增加你一点忧患来临的容忍力，和饮浊含清的适应力”［5］97。出于对正统史观的怀疑，沈从文对平凡人事的书写表现出一贯的文化性格，符合由“思”而“智”的思维方式。“思量从虚无证实自己生命存在”（《时和空》），“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透入些”（《历史是一条河》）。

1938年，《湘西》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沈从文对湘西地理、物产民俗、地方性与历史作了初步介绍，具有鲜明的地方志倾向，但与地方志客观中性叙述不同，《湘西》明显流露出作家的抑郁心态。“当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本人的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25］330“痛苦”不仅是沈从文情感与理性的深邃纠结，更是对湘西未来的忧郁想象。例如“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沅陵的人》）；而解决所谓“匪区”问题，“还是应当从根本上着手，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来开发，来教育。”（《苗民问题》）设想归设想，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作家所能左右的。毋庸讳言，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看法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早期他把湘西文化作为排解个人形而下忧郁、对抗都市文明的利器，忽视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随着主体思考的深入，湘西文化的消极方面显现出来。“实在说来，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种种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26］79湘西历史与现实的比照，让沈从文充溢忧伤悲悯的情绪。1981年，沈从文为《湘西散记》作序时无意中发现：“重读这个选本各篇章时，我才感觉到十分离奇处，是这……性质不同，时间背景不同，写作情绪大不相同的散文，却象有个共同特征贯串其间，即作品一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27］394

三

人们普遍认为沈从文1949年后放弃创作是一件憾事。不过，在我看来这未尝不是好事。首先，时代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特别是经历自杀风波以后，沈从文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精神状态判若两人，即从早先由“思”而“智”转变为由“信”而“爱”，这意味着沈从文主动摒弃了怀疑否定的思维方式。当然，面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他还要否定什么？还能幻想什么？4月6日，他在日记中说：“我的生命似乎在转变了……我有了新的信心，对当前的主宰有了深的信心。生命似乎得到了调和与清明。”［28］2711月13日的日记也写道：“我怎么会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我似乎已觉醒，或已新生”［29］57。四个“似乎”正说明沈从文的转变连他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12月25日，沈从文这样剖析自己的病因：“人离群而思索，生活在一些观念里辗转，那能不病？我的病的发展，即由于这个‘无知'而来。”（《政治无处不在》）特别是经过华北大学政治研究班的学习，作家虽坦然告别了过去，但并未彻底放弃创作的念头。“未来如还要用笔，必然是先作一个读者，一个群众，来看新作品，来学习如何用笔。”［30］46当沈从文从北京大学国文系跨进历史博物馆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已经到头了，伤感悒郁的心情可想而知。“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渴望……”①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1959年，沈从文仍渴望写作并以“跛者不忘履”自勉。“在用笔工作上，应当还能爬山越岭健步如飞！在写作上，我还有些未完成的工作待完成。即在能够有机会比较从容一些自己支配时间情形下，用三五年时间，来写几本小说，纪念我所处的变动时代”。参见《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尽管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精神忧郁，但沈从文决意用生命拥抱这个火热的时代，“发挥更大的力量，把工作搞得更好些，和人民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完全配合，是个人应有的努力。”［31］128

其次，沈从文创作遭遇到严重的题材危机。1946年回北平后，沈从文除了《雪晴》（1946）、《巧秀与冬生》（1947）、《传奇不奇》（1947）等三篇湘西小说外，致力于政论性文章的写作。尤其是1948-1949两年间没有创作一篇小说，只是将湘西题材小说重复刊发②沈从文重复发表的作品：小说有《萧萧》、《神之再现》、《秋》、《大帮船拢码头时》、《枫木坳》、《摘桔子》、《人与地》、《王嫂》、《芸芦纪事》、《摘星录》、《绿餍》、《白餍》、《黑餍》、《雪晴》等；散文有《谈进步》、《五四二十一年》、《梦与现实》、《烛虚之四》、《变变作风》、《从开头说起》、《谈苦闷》、《性与政治》、《一种新希望》、《怀塔塔木林》、《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试谈艺术与文化》、《霁清轩杂记》、《“中国往何处去”》等，这是沈从文创作中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小说而言，40年代沈从文无法创作出超越《边城》《长河》的乡土作品，但他渴望回到湘西“乡土神话”中心而为读者钟爱；就杂文而言，不断重刊的文本表达沈从文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上被人所理解和接受。。众所周知，沈从文是以创造诗意感动的“湘西世界”名世的。这种现象说明，他试图保持自己作为“乡土神话”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然而，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作家用各种文体对湘西题材反复开掘。以往小说的重刊，某种程度正预示着他创作题材资源濒临枯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沈从文摒弃了忧郁的审美特质。联系到作家整个创作，不论是“形而下”个人忧郁、“形而上”忧郁，还是北平时期的精神抑郁，总之，忧郁审美构成了他创作的一贯基调和风格。这种基调和风格显然有赖于主体“否定”、“幻想”两个审美维度的支撑。1948年，沈从文就曾预料自己未来的命运和结局：“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32］519在现实的政治生态中，在作家的全新精神状态下，沈从文反思过去“一面对现实政治无知，一面把工作和社会游离，到外面的变动世界，和我在两丈见方小房子中的观念排列完全不符合，我的头脑在种种迫促中，逐渐失去了意义和方向。一切都在否定中消失了。”［33］66-67沈从文放弃否定、幻想的审美之维，也就意味着放弃其忧郁美学风格。所以我们认为，不论沈从文是主动还是被动，放弃写作应该是他的最佳选择，尽管这多少有点让人难过。毋庸赘言，沈从文创作的忧郁审美将中国现代文学感伤主义诗学实践推到了高点。

［1］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M］//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沈从文.从文自传［M］//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M］//沈从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沈从文.水云［M］//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7］沈从文.致灼人先生二函［M］//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爱伦·坡.创作哲学［M］//董衡巽.美国十九世纪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9］沈从文.《老实人》自序［M］//沈从文全集：第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0］沈从文.《不死日记》献辞［M］//沈从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1］沈从文.《石子船》后记［M］//沈从文全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2］梁遇春.醉中梦话［J］.奔流，1929，1（10）.

［13］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M］//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4］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J］.花城，1980（5）.

［15］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6］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M］//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7］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M］.王清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18］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M］//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19］沈从文.《长河》题记［M］//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0］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M］//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1］沈从文.《边城》题记［M］//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2］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3］沈从文.烛虚［M］//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4］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M］//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5］沈从文.《湘西》题记［M］//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6］沈从文.《凤子》题记［M］//沈从文全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7］沈从文.《湘西散记》序［M］//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9］沈从文.日记四则［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0］沈从文.政治无处不在［M］//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1］沈从文.“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M］//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2］沈从文.致吉六［M］//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3］沈从文.时事学习总结［M］//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On Shen Cong-wen's Melancholy Aesthetics

ZHANG Yong1,YUAN Huan2
(1.School of Humanities,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 215500; 2.School of Literature,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On the whole,Shen Cong-wen'sworks present amelancholy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In the early period from 1924 to1933,his works were filled with personal melancholy,presented in a straightforward and humorous manner,integrating discussion and lyrical into a narrative.In the middle period from 1933 to 1938,mainly by means of the novel,prose and other forms,he expressed his subjectivity thought of society,personnel,culture and history dignified depression.Melancholy aesthetics perfected him but it also limited him,because some of his works in the 1940s revealed this sign.To some extent,Shen Cong-wen was forced to give up writing after 1949, which was actually nota regrettable thing.

Shen Cong-wen;writing;melancholy aesthetics

I206.6

A

1008-2794（2012）11-0009-08

（责任编辑：韩廷俊）

2012-08-20

江苏省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文化人类学与沈从文小说诗学研究”（10ZWB009）

张永（1967—），男，江苏句容人，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小说；

袁欢（1990—），男，江苏句容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秘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