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庆子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国内外同时期翻译研究中的文本类型模式对比①
——以彼得·纽马克与王佐良为例

叶庆子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翻译原则的争论由来已久，从国外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尤金·奈达的“等效原则”，到国内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翻译学者在争论的同时，却一直忽视了源文本类型对于翻译原则与策略的影响。以同时期的两位翻译学家——纽马克与王佐良的文本类型模式为例，重新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外翻译学家对于文本分类所取得的成果，并将其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出无论在国内外，无论在什么时期，文本分类模式对于翻译实践的重要性。

文本类型模式;彼得·纽马克;王佐良;翻译原则

长期以来，中外翻译家以及理论家对于翻译的标准与策略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例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尤金·奈达的“等效原则”，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提出的“化境”等。上述这些翻译原则都为我们所熟知，并在一定时期内对翻译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些正式文体，尤其是文学翻译所提出的，如奈达的“等效原则”就是在《圣经》翻译的基础上总结出来，严复的“信、达、雅”原则也是他在译介《天演论》时提出的，这些原则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其应用范围可能会有所限制。对不同的文本译者必须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不能死守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源文本的分类就显得极其重要。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德国翻译功能学派代表人物赖斯，以及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都对文本进行过分类，但属纽马克的文本分类法最为详细。在国内，翻译学者在文本分类上也做了一定的探索，但是他们的重心是放在文体研究上，他们认为必须针对不同的文体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刘宓庆将源文本分为6类，王佐良也将源文本分为了3类。本文将详细对比彼得·纽马克与王佐良在文本分类法以及翻译策略上的异同，结合具体翻译实例，说明文本分类模式对于翻译原则与策略的影响，及其有待改进的地方。

一 彼得·纽马克的文本类型模式及其翻译原则

彼得·纽马克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以及翻译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文本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模式区别于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于1934年提出的“原则模式”，以及德国翻译功能学派代表人物赖斯从功能的角度对源文本进行的分类模式。彼得·纽马克在布勒与赖斯的启发下，根据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雅各布森的6种语言功能，即表达功能、诗的功能、意动功能、交流功能、指涉功能以及元语言功能，把文本分为了6大类，即抒发/表达功能文本、资讯功能文本、呼唤功能文本、审美功能文本、应酬功能文本以及元语言功能文本。其中，前3种功能文本及其翻译原则是最为主要的，也是本文介绍的重点。

(一)抒发/表达功能文本及其翻译原则

抒发功能文本的核心是作者，也就是强调原作者的权威，原作者在文本当中只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会在乎听众的反应。对于翻译而言，这类文本就包括了以下几种:(1)严肃的、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即抒情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等;(2)权威的文本，包括国家政治人物的政治演说或文件、各种法规和法律文献以及公认权威撰写的科学、哲学和学术著作;(3)私人信函、散文和自传，这些文本是没有直接读者群的。根据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在翻译这一类型文本时，必须要尊重原作者的地位，要遵循“作者第一”的原则，既要忠实于原作内容也要贴近原作者的写作风格。

(二)资讯功能文本及其翻译原则

资讯功能文本的核心是语言外部的事实，它强调信息的“真实性”，信息型文本可以涵盖任何知识领域，包括技术、工业、商业、经济、科学等，其文本往往包括教科书、报刊文章、科学论文、会议记录和议程等。如果资讯功能文本带有权威性或者个人语言印记的话，它往往也可以是抒情类文本，真正意义上的资讯功能文本是不带个人色彩，“真实性”才是其最重要的。所以，在翻译这类文本时，就应该遵循“真实性第一”的原则。这种文本的核心是“真实性”，作者的语言美感以及原作的风格都是次要的，译文更加倾向于让译入语读者读懂信息，力求译文通顺易懂。

(三)呼唤功能文本及其翻译原则

呼唤功能文本也称为劝说类文本，它强调以读者或受话者为中心，其目的是号召读者或受话者按照作者或说话者的意图来行动、感受、思考，并作出反应。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广告宣传、通知、说明书、宣传手册等都属于这一类。在翻译这类文本时，要遵循的是“读者第一”的原则，使译文的效果尽量贴近原文语言的效果，有点类似于尤金·奈达的“等效原则”。

二 王佐良的文本类型模式及其翻译原则

中国的翻译家及理论学家在文本分类上也有过自己的见解，其中以刘宓庆的“六类”与王佐良的“三类”为代表。王佐良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翻译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他把文体学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是较早做尝试的人之一，并著有《英语文体学论文集》(1980)、《英语文体学引论》(1987)等相关书籍，一直以来，王佐良都是被冠以英国文学教授、诗人、翻译家的头衔，其译作也为我们所熟知。王佐良为当今文体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被忽视的，这也是笔者选取纽马克与王佐良的文本分类模式进行比较的原因之一;其次，王佐良与彼得·纽马克都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对文本分类的研究与提出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段，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外翻译学者在文本分类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

王佐良将文体分为了3类，并对各类文体做出了一定的界定，这3类分别是“信息类文体”、“文艺类文体”以及“通知、广告类文体”。王佐良(1989:3－4)提出，“似乎可照不同文体定不同译法:信息类译意，内容事实数据力求准确，表达符合国际惯例;文艺类译文，作家个人的感情色彩、文学手法、结构形式等，需力求保持原信息，常要直译;通知、广告类译体，注意保持其格式、方式及措词等”。王佐良所划分的这3类文本还只是一个雏形，有待完善。他还在书中提出:“当然，体中有体，不能同样对待。如文艺中小说与诗歌，显然译法不同”(1989:4)。

与纽马克的文本分类方法相比起来，王佐良的文本分类模式略显粗糙，但在某些方面，其文本分类与纽马克的文本分类模式也存在着相似之处。

三 纽马克与王佐良文本类型模式比较

上文分别介绍了纽马克与王佐良为代表的文本分类模式，两种模式分别代表着中西方翻译研究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纽马克是在布勒与赖斯的基础上更加完善了文本的分类，而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人做过此类研究，所以，王佐良的文本分类模式没有纽马克的那么系统科学，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距，但不能否认，两个模式之间还是存在着相似性的，在翻译原则上，纽马克与王佐良也有共通点。

(一)纽马克与王佐良文本类型模式的区别

1．纽马克的文本分类模式将文本分为了6类，其中以“抒发功能文本”、“资讯功能文本”以及“呼唤功能文本”最为重要。而王佐良将文本分为了3大类，即“信息类文本”、“文艺类文本”以及“通知、广告类文本”。纽马克的文本范畴要比王佐良覆盖的更加全面，比如，王佐良的“通知、广告类文本”就包含在了“呼唤功能文本”之中，而“呼唤功能”所包括的文本类型远远不止通知与广告类文本。

2．纽马克的文本分类模式详细阐述了每一类功能文本包括了哪些具体文本，而王佐良却没有说明每一种文体究竟包括哪些类型的文本，译者在翻译时，无法掌握正确的翻译准则与策略。

3．纽马克进一步指出译者应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以抒发功能为主的文本采用语义翻译法，以资讯功能与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采用交际翻译法。而王佐良的文本分类模式中虽然也提出要针对不同的文体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但只粗略地提到了直译方法。在翻译方法的选取上，纽马克认为词对词的直译方法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有效的，而王佐良(1987:3)的观点则是“适合则是一切”，认为无论直译或者意译，只要适合原文，能够在总体效果上尽可能接近原文就行。

(二)纽马克与王佐良文本类型模式的共性

1．两者都对文本进行了分类，纽马克的3大文本范畴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应着王佐良的3类文体类型，即“抒发功能文本”与“文艺类文体”相对应，“资讯功能文本”与“信息类文体”相对应，“呼唤功能文本”与“通知、广告类文体”相对应。

2．彼得·纽马克提倡不同类型的文本应有不同的翻译方法，王佐良也表示可照不同文体定不同译法，而且两者都对不同文本类型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只是纽马克的更加详尽;纽马克对“抒发功能”文本所提倡的翻译原则是“作者第一”，这与王佐良对“文艺类文体”翻译要尊重原作以及原作者的思想不谋而合。

所有的理论模式都有其局限性，纽马克与王佐良的文本分类模式也不例外，如纽马克提倡根据源文本类型来决定翻译方法，而没有考虑到其成立的前提是源文本类型和功能不会随着时代变迁以及文化差异而改变;其次，纽马克认为各种文本构成一个渐变连续体，而没有意识到文本之间是重叠交织，甚至密不可分的。张南峰(2004)在其专著《中西译学批评》中就曾说:“纽马克的理论具有其进步性:第一，这套理论基于对多种文本而非单一文本的观察，所以视野广阔;第二，根据雅各布森的六种语言功能，它试图提出了一个比较适合翻译的文本分类法，即按照语言功能进行分类，告别了以前简单的文本分法;最后，它不像许多翻译理论那样，只局限于经典文本的翻译，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王佐良的文本分类方法比较粗略，没有纽马克的那么精细，在其文本分类模式中，没有给出这3类文体所包含的具体类型文本有哪些，也没有阐述各文体之间的界限，但结合其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能够有这样的文本分类模式雏形出来，实属难得。

四 结 语

彼得·纽马克与王佐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都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文本类型模式，这说明源文本的分类对于译文翻译策略与原则的选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影响也延续至今。纽马克的文本分类模式把文本分为6大类，描述了源文本的特征，并针对每一类给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是国外文本类型模式的权威代表。而笔者在国内选择王佐良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第一，因为王佐良和纽马克提出文本分类模式的时间是差不多的;第二，在国内，王佐良是把文体学与翻译研究结合的先驱者，翻译学者们有必要对其理论成果进行回顾，也有助于看清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差距;最后，刘宓庆的文本类型模式要比王佐良的更加系统完整，已经有人对比过纽马克与刘宓庆的文本类型模式，但是鲜少有人把纽马克与王佐良进行对比。本文详细分析对比了纽马克与王佐良的文本类型模式，不能否认它们各有其特点，但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能够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的话，文本类型模式应该能够更加完善，能提升译者在翻译文本时的效率，对翻译准则的确立也不会只停留在“忠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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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59

A

1674－5884(2012)03－0128－03

2011－12－29

叶庆子(1987－)，女，湖南湘潭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校 罗 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