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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缪里尔·斯帕克研究述评

2012-04-01戴鸿斌

当代外语研究 2012年4期
关键词:小说创作研究

戴鸿斌

(厦门大学,厦门,361005)

当代英国女作家缪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的作品先后被译成26种文字,并曾经获得各种国际文学大奖。她曾于1969年和1981年两度入围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决选名单,却运气欠佳地最终分别负于纽比(P. H. Newby)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即便如此,她仍被认为“在同时代英国小说家中最具有天赋和创新精神”(Hosmer 2005:127),是“战后英国小说家中独树一帜的人物”(秦怡娜2001:47)。英国评论家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 1996:23)认为她是“她那一代作家中最有魅力的”。2010年,布克奖评选委员会决定评出一项“失落的布克奖”。斯帕克、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和1973年布克奖得主詹姆斯·戈登·法雷尔(James Gordon Farrell)赫然名列最后的六人候选名单之中,而著名作家默多克、洛奇等则止步于最初入围的22人候选名单中。可以说,斯帕克在当代英国乃至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戴鸿斌2011:3)。

国外对斯帕克的研究起步较早。而在国内,读者对斯帕克还比较陌生,至今对该作家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多①。鉴于此,本文拟对国外(特别是英美国家)斯帕克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梳理,着重介绍和评述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角度,并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期对国内的斯帕克研究起到借鉴和促进作用。

1. 斯帕克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

迄今为止,国外的斯帕克批评研究大多聚焦于其构思巧妙的22部小说。与她的小说数量相对应,关于斯帕克的研究著作也为数不少。据初步统计②,从1963年出现第一部专著起,到2010年,有关斯帕克批评的专著多达40多部。相关文献③表明许多有关英国或苏格兰文学史的著作都辟有专门的章节探讨斯帕克的创作。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逐渐熟悉、认可、并且着手深入研究斯帕克。

论及斯帕克研究的肇始,德瑞克·斯坦福(Derek Stanford)功不可没。早在1963年,他就出版了《缪里尔·斯帕克:传记和批评研究》(MurielSpark,ABiographicalandCriticalStudy)。尽管他在序言中提到,“此时来评价斯帕克的功过为时尚早”(Stanford 1963:11),而且后来斯帕克本人对书中内容也有所诟病,但该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引起了文学批评界对该作家的关注。书中有关斯帕克的生活经历有助于读者对她进行全面的了解,也启发了研究者在斯帕克的生活和创作中寻找联系,进而诠释她那独树一帜的创作观念和美学思想。难能可贵的是,斯坦福注意到了斯帕克的流派归属问题,提到了宗教对她的影响。这些都是后来批评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1957年起到60年代末,斯帕克完成了九部小说,其中包括一出版就倍受欢迎的《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PrimeofMissJeanBrodie)和获得1969年布克奖提名的《公众形象》(ThePublicImage)。也许是由于她新作不断,风格多变,当时的评论界对她的认识不断改变,整体评价也就难成定论,因此对她的专门研究尚为少见。60年代兴起的斯帕克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斯坦福专著外,仅有卡尔·马尔卡奥夫(Karl Malkoff))的《缪里尔·斯帕克》(1968)一书。该书简要介绍了斯帕克的生平,分析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并比较了斯帕克的几部小说。书中的精彩论断突出了这几部小说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论者的洞察力,但是由于篇幅较小,理论应用不多,这部专著略显单薄。

1970年到1988年是斯帕克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她在此期间又创作了九部小说,包括她本人最满意的《驾驶席》(TheDriver’sSeat)和获得1981年布克奖提名的《带着意图徘徊》(LoiteringwithIntent)。虽然批评界对斯帕克的成就已经认可,但对她的作品尚未深入了解,70年代期间相关的评论专著仍然较少,只有三部同名专著《缪里尔·斯帕克》和一本对比斯帕克与默多克的专著④。相比以前的著作,彼得·肯普(Peter Kemp)的《缪里尔·斯帕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首先,它按照小说出版的时间顺序,把斯氏的十二部小说分置于五章内,而且为每章起了标题,把其中包括的几部小说联系起来;其次,作者指出斯帕克小说体现出“矛盾”特色:身为高明的“骗子”,斯帕克特别在意“真实”;尽管小说中时常出现时序颠倒,其结构仍是和谐统一;小说话题严肃庄重,笔触却是风趣幽默……最后,该书指出:“斯帕克设法让众多的小说连贯一致,而且避免了它们之间的单调重复;它们篇幅短小,结构紧凑,却包罗万象”(Kemp 1974:158)。

从80年代直至1996年,斯帕克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其中仅在1988年就有四本出现,而1992年则有五本问世。评论家们不仅综合评介她的整体创作,还开始从各种角度深入地探讨她的小说单本,有的还涉及她早期的诗歌、短篇故事集等。艾伦·波德(Alan Bold)主编的《缪里尔·斯帕克》收录了九篇不同作家的论文,包括了主题、传记、技巧等方面的研究。编者认为,早期批评家的角色启发了斯帕克,使她感悟到“叙事就是展示”(Bold 1984:129)。此外,他还别出心裁地指出:“斯帕克发现,小说常常是感知的原动力……小说家不能只是简单地‘拍摄’生活,而应注重‘发明创造’”(同上)。这些涉及创作观念的研究与《带着意图徘徊》中的内容相互呼应,体现了斯帕克独特的美学思想。

随着斯帕克研究的深入发展,1992年出现了一本富有价值的论文集,收录了斯帕克的自我评价和艺术理念、针对斯帕克的反面观点以及批评主流的肯定观点。论文集第一部分收录了斯帕克谈论创作的文章,如《我的皈依》(“My Conversion”)、《小说之屋》、《艺术之消除隔离》等。在其中,斯帕克提出:艺术家在作品中的感情流露未必能真正打动读者,净化其心灵;以往那些关注感伤哀婉、表达抗议愤怒的艺术已经过时。面对荒诞无常的现实世界,艺术家更应通过嘲讽的手法来反映生活、保护自我和娱乐大众(Spark 1992:34-36)。论文集第二部分收录了批判斯帕克的论文。弗里德里克·卡尔(Frederick Karl)指出,《曼德尔鲍姆门》虽然取材于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审判的严肃话题,但实际上跟斯氏以往的小说一样,仍是一部轻浮之作(Karl 1992:41-44)。德尔文特·梅伊(Derwent May)先肯定了斯帕克在创作中体现的机智与诙谐,但随后笔锋突转,指出斯氏的最大失败是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重复天主教的炼狱思想,因为读者需要的是“世俗的智慧”而非宗教的教化(May 1992:44-46)。以上两人的分析细致翔实,但结论值得商榷,因为他们均以为,美学意义上成功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除此之外都不算是真正的小说。同样的,不少批评斯帕克的评论家把是否符合现实主义标准视为衡量小说优劣的唯一准绳,而拒绝和排斥任何有悖于此的作品。该书第三部分的论文证明了对于斯帕克的主流评论是积极肯定的。如克默德(1992:174)论道:“诚然,斯帕克的小说缺乏情感流露,但这是她创作小说的前提。如果我们错误地为此感到难过,那是因为我们的感情与生活一样杂乱无章,而这正是斯帕克试图排除的混乱之一。”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把斯帕克与众多名家相比,认为她像海明威,文风简洁洗练;像天主教作家,很少流露情感;像乔伊斯,在文中充当上帝的角色;像沃⑤,具有表演“喜剧”的天分(Bradbury 1992:187)。厄普代克(1992:213)高度评价斯帕克,认为“每代人中只有少数作家拥有如此持久的超凡魅力”。论文集的主编约瑟夫·海因斯(Joseph Hynes)探讨了小说的叙述时间、视角和新小说技巧,指出斯帕克的创作原则始终如一(Hynes 1992:16)。总之,该书集百家之说,涵括正反两方的观点,充分体现了其客观性,也展示了斯帕克研究的新成果。

21世纪以来,斯帕克研究进入新阶段,10年间有超过10本著作或论文集问世,其中马丁·麦奎兰(Martin McQuillan)在2002年主编的《理论化斯帕克》(TheorizingMurielSpark)从理论的高度来研究斯帕克的作品,标志着斯帕克研究已经迈上新台阶。该论文集按照性别、种族和结构主义三方面把论文归入三章。除了一篇访谈录,编者还收录了朱利安·沃尔弗雷斯(Julian Wolfreys)和海伦娜·西克苏(Helene Cixous)等著名学者的十一篇论文。苏珊·塞纳斯(Susan Sellers)利用“自恋”理论分析《公众形象》的情节和人物,认为该小说可以成为解释克里斯蒂娃之心理分析理论的范例(Sellers 2002:39)。另一位学者主张对斯帕克的小说进行“德里达”式的阅读。他认为小说《请勿打扰》体现了斯帕克的极端形式主义和政治关怀,导致了“文本的困扰”(Maley 2002:170-189)。还有论者(Duncker 2002:67-77)提出用同性恋的理论来解读《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并以此来阐释文中由清一色女性组成的班级。此外,还有其他论者分别运用后殖民、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的理论评析斯帕克的小说、故事和传记。麦奎兰说过:“斯帕克写作的历史就是战后英语文学的历史……理论化斯帕克的任务早就应该有人来完成”(McQuillan 2002:7)。正是得益于他主编的论文集,斯帕克研究走向理论化,学界对斯帕克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著名传记作家马丁·斯唐纳(Martin Stannard)于2010年出版的长达600多页的《斯帕克传记》(MurielSpark:TheBiography)为斯帕克生平研究提供了全面而又权威的资料。该书把斯帕克的一生分为20个时间段,以详实的资料和客观严谨的态度论述了斯帕克的创作与其生活的联系,并评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帕克的生活就是一部小说……在更重要的意义层面上,斯帕克的小说就是她的生活”(Stannard 2010:536)。

2. 斯帕克研究的论文及其重点

相对斯帕克研究的众多专著,评论文章更是层出不穷。依照笔者的检索⑥,关于缪里尔·斯帕克的文章达三百多篇。其中,最早的一篇论文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这篇开创性论文中,哈罗德·施奈特(Harold W. Schneider)首先把斯帕克与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以及厄普代克等相比,认为后几人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比斯帕克更好的作品,他们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广度也不如斯帕克。随后他分析了斯帕克的故事集,认为她的小说形式源自于此。接着他又深入解读斯帕克的6部小说,其间的评论恰如其分,如“斯帕克的小说首次被认可应归功于《安慰者》……”(Schneider 1962:36-37)。再如“《布罗迪小姐的盛年》是一部几近完美的小说,简直不亚于《死亡的警告》(MementoMori)和《单身汉》”(同上:42)。最后,作者预言斯帕克将会不断取得成功。这篇论文高度评价斯帕克,引起批评界对她的关注,开辟了斯帕克研究的先河。

随着斯帕克作品的不断增加,关于她的研究论文也迅速增多,研究队伍逐渐壮大。众多名家,如洛奇、克默德、厄普代克等都加入其中。相应地,刊登评论文章的报纸和期刊的规格也持续上升,既有美国的《纽约客》(NewYorker)、英国的《旁观者》(Spectator)等报纸,也有收录在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内的《评论随笔》(EssaysinCriticism)、《批评》(Critique)、《英语》(English)和《现代小说研究》(ModernFictionStudies)等权威杂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算是《现代小说研究》在2008年出版的专论。该卷一共刊登了九篇文章,全部以斯帕克为研究对象。首篇论文的作者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肯定她是“最重要和最具创新精神的英语作家之一”(Herman 2008:473)。他认为斯帕克既不仿效以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和沃为代表的反现代主义作家,也不跟随以约翰·巴思(John Barth)和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作家,而是另辟蹊径,既坚持反现代主义流派所强调的“回归现实主义”风格,又运用了后现代主义作家所推崇的“形式和技术革新”(同上:474)。以往的评论家大多片面地论证斯帕克的流派归属问题——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赫尔曼的观点颇具新意,具有折衷特征,但他未能有效论证斯帕克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双重特征,因而仍未彻底平息有关斯帕克归属的争议。

除了赫尔曼的开篇之论,这期专刊的其他论文同样加深了斯帕克研究。杰拉尔德·卡鲁特(Gerard Carruthers)讨论了斯帕克的苏格兰特征,丽莎·哈里森(Lisa Harrison)分析了《纽约时报》与斯帕克的关系。他们从不同层面论证了斯帕克的创作涵括“地方性”和“世界性”特色。玛丽娜·麦凯(Marina Mackay)运用“反叛”观点来解读斯帕克的作品与当代政治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斯帕克的创新小说与政治上的“反叛”都质疑正统,反对偏听偏信所谓的事实”(Mackay 2008:520)。霍普·霍奇金斯(Hope H. Hodgkins)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比照斯帕克与芭芭拉·皮姆(Barbara Pym)对未婚女子的描写,指出她们特别注重“服饰”描写,目的在于推崇女性的个体感受。约翰森·肯珀(Jonathan Kemp)套用德勒兹(Deleuze)的精神分析理论框架,结合同性恋理论、符号语言学和女权主义等理论解释了斯帕克为何没有在《驾驶席》中描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艾伦·佩罗(Allan Pero)则利用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研究斯氏小说——尤其是《死亡的警告》的“外在声音”。路易斯·麦克劳德(Lewis Macleod)综合叙事学的最新理论和福柯的全景狱理论研究了斯帕克的叙事策略。最后一篇文章中,埃里森·费歇尔(Allison Fisher)详列了2002年以来的五年间斯帕克研究的文献资料,从而补充和完善了麦奎兰在2002年论文集中提供的详细参考文献。《现代小说研究》的专刊论文凭借深奥的理论和精辟的论断为斯帕克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标志着21世纪的斯帕克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斯帕克研究的评论文章从各种角度解读了其作品涵盖的五类命题:宗教、超自然、善与恶、秩序与混乱和小说艺术。宗教问题最受关注。斯帕克本人也经常谈论宗教。早在《我的皈依》中,她(1961:60)就承认“我想我的写作与皈依密切相关”。在一次访谈(Brooker 2004:1036)中,斯帕克指出“没有宗教,你就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所在”。多数评论家承认宗教题材深刻影响着斯帕克的创作。Mallon(2010:70)指出“天主教存在于她(斯帕克)的小说中……没有它,斯帕克的小说会像威尔逊和艾米斯等人的一样,仅仅为战后的回归现实主义流派增添一些娱乐作品”。Kelleher(1976:79)提到“在所有作品中,她把传统的基督教观点置于核心地位”。另一个重要的命题是斯帕克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超自然现象”,比如神秘恐怖的声音、来自死亡本身的电话等。斯帕克承认“我的作品常有涉及超自然……我几乎把它们当作自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见Brooker 2004:1036)。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斯氏作品中存在大量超自然现象,但对作者书写这些现象的意义和理由等的理解不尽相同。Grosskurth(1966:63)指出,“超自然”因素经常随意闯入斯帕克的早期作品,“对斯帕克来说,超自然是唯一有效合法的存在……超自然的存在是不争之实”。马尔卡奥夫(1969)指出,斯帕克书写超自然,籍此象征人类的道德困境,并表达她对人类状况和命运之无常和非理性的感悟。弗兰克·巴尔丹扎(Frank Baldanza 1965)认为斯帕克关注人物对于超自然现象的反应,她的作品中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现象同时并存,但是其观点属于“自然写实主义”而非超自然。

另一个贯穿斯帕克创作生涯的命题是善恶之争。从第一部小说《安慰者》到最后一部小说《精修学校》,斯帕克经常描述善与恶,通过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并置,体现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斯帕克笔下的善与恶问题,约翰·怀尔德曼(John Wildman)与西蒙·莱文(Simon Raven)代表了批评家们的不同观点。前者(Wildman 1965:138)认为斯帕克的小说世界里,“善恶常相争。本质上,前者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后者一旦受到欢迎时,就表现得非常活跃”。里士满(Richmond)持有类似的观点。他(1973:85)通过分析斯帕克在《公众形象》、《驾驶席》和《不许打扰》中表现出的越来越阴郁的观点,认为其原因是为了回应一个日益邪恶和冷漠的世界。莱文(1963:354)的观点却与他们的截然不同:“在所有的当代作家中,斯帕克对道德的信心最为不足。她建议我们不要期盼美好也不要谴责恶行;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斯帕克不会努力去分辨善与恶。”出现不同观点的原因在于,斯帕克很少在作品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而是让读者自主判断。她最终关注的并非是善恶的表现或相争,它们仅仅是斯帕克表达观点的载体。

谈及善与恶之后,自然要涉及秩序问题。批评家们质疑斯帕克小说里是否存在着秩序。以克默德为代表的评论家持肯定观点:斯帕克像上帝一样,在小说中创造了世界,并在其中积极劳作,使其井然有序(Kermode 1965:93)。他还认为斯氏的小说人物也如同上帝,也创造了秩序:“《请勿打扰》中,一系列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但是管家李斯特犹如上帝一样,能够有序地泰然处之”(Kermode 1972:86)。芭芭拉·凯泽(Barbara Keyser 1972:6)声称“理想的、永恒的秩序……弥补了世俗中暂时的无序”。查尔斯·霍伊特(Charles Hoyt)代表了另一类观点,认为斯氏小说内不存在有序性,“斯帕克的世界充满知觉、感情和判断。……简言之,它喜欢恶作剧”(Hoyt 1965:126)。莱文也认为斯氏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奇特的逻辑,这意味着其秩序必然混乱,“……总是有一种普遍的破坏力量,它不断侵入,强加另外一种反常的逻辑,视人类种族为笑柄”(Raven 1963:354)。实际上,出现迥异的论断并不奇怪,因为斯帕克的作品数量众多,内容覆盖面广泛,有些似乎给人零乱无序之感。但是,绝大多数作品里都潜藏着内在井然、颇具张力的秩序,显示出特殊的结构美。

斯帕克的小说艺术也是批评家们的关注重点之一。在研究其时间叙述技巧时,克默德指出斯帕克提前透露故事结局“有助于解释小说的本质及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Kermode 1971:657)。洛奇也有同样精辟的论断:“斯帕克不断结合时间转换技巧和第三人称单数叙述,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策略,使我们注意到文本的人为结构,从而避免我们迷失在虚构故事的时间之流中,或者过分关注故事主角的内心深处”(Lodge 1992:77)。鲍威尔认为,在《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内,时间成为作者斯帕克的玩物:她在小说叙事中插入许多“闪前”(flashforward),目的是为了强调布罗迪对她的学生施加了预见不到的影响(Bower 1990:488)。使用法国新小说派技巧是斯帕克的另一创作特色。有论者(Day 2007:326)从平淡的描写、细节的重复和叙述时态等方面入手,论证了“罗伯·格里耶的小说风格在《驾驶席》中得到呼应”。伊凡·兰金(Ian Rankin)指出《驾驶席》“在技术层面上可以被认为是一部最成功的‘新小说’(nouveau roman)”(Rankin 1985:154)。斯帕克还擅长于元小说创作技巧。有人(Button 1988:14)指出,《安慰者》和《带着意图徘徊》的元小说特征反映了作者对小说本质的思考,而且,“斯帕克在娱乐读者的同时,提出了对艺术创作技巧的深刻见解,揭示了贯穿作品的信念”。有学者(Button 1988:6-14)谈到斯帕克经常使用互文性技巧:她在《安慰者》和《唯一的问题》中借鉴了《约伯记》,在《带着意图徘徊》中借鉴《安慰者》,在多部小说中模仿侦探小说和哥特小说等文类……。此外,评论家们还谈到斯帕克小说中的讽喻技巧、戏仿技巧等。各类技巧的运用除了提高小说的艺术性,还体现了斯帕克对小说创作的思考和革新进取的愿望与决心。

3. 斯帕克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首先,斯帕克研究的理论深度还有待提高,理论视角还需要更新。批评家们已开始意识到运用新理论解读斯帕克小说的重要性,但他们尚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虽然已经有论文运用近年来热门的理论来阐释斯帕克的小说,但它们在斯帕克研究论文中占据的数量比例极小。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论文尝试从崭新理论和角度切入,但是由于思想过分深奥,理论与论证的关系处理不当,这样不仅没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反而给人难以卒读之感。

其次,对斯帕克进行研究的论著为数众多,但不免流于重复,比如许多作者都论及斯帕克的生平及其作品与宗教的关系,内容大同小异。而且,许多专著都以《缪里尔·斯帕克》为书名,其编排体例及评价侧重点几乎雷同。除了几部著作以荒谬、道德价值和后现代主义等专题来研究斯帕克的作品,大部分著作的覆盖面失于宽泛,论证深度较为欠缺,没有贯穿始终的评论主线,因此给人一种泛泛而谈、缺乏整体把握的印象。

再次,存在研究对象和内容重心失衡现象。多数评论家忽略对斯帕克的短篇故事集、传记文学以及诗歌的研究。诚然,斯帕克是凭借其小说而成名的,但她是以诗歌和短篇故事步入文坛,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斯帕克本人的创作理念和风格源自她的诗歌情结,她的不少小说在选材、内容或主题等方面借鉴了先前的短篇故事。从早期的诗歌和故事出发来揭示斯帕克创作的思想源泉和不同类型创作之间的联系,应该成为研究该作家整体创作轨迹的新起点。此外,在斯帕克的二十二部小说中,评论家们经常综合考察其中具有联系的几部,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对个别小说的具体研究较为有限:批评家大都专注于早期的几部小说,如《安慰者》、《布罗迪小姐的青春》、《驾驶席》等,对于她创作后期出现的《帮助和怂恿》、《精修学校》等几乎未有研究。

最后,国外斯帕克研究还存在一些空白点。斯帕克的创作天赋和影响力显而易见,但是她那别具一格的创作理念和小说理论仅仅是零星散落于她的作品和访谈录中。据笔者所知,迄今还没有批评家就此进行系统的研究,而这对于更准确、更彻底和全面地理解斯帕克具有极大意义。另外,尽管有人开始比较斯帕克与其他作家,如奥斯汀、默多克、福尔斯等人,但是她与其他作家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以及她与传统创作的关系仍有待于论者进一步厘清,这样才能加深理解她创作中的传承与创新关系,而这恰是斯帕克研究的难点所在。

附注:

① 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关于斯帕克研究的专著仅有拙著《斯帕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2011)。在重要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有戴鸿斌和杨仁敬(2011);吕洪灵(2007);秦怡娜和孔雁(2001);袁凤珠(1995,1999)和阮炜(1992)。此外,国内的英国文学史著作为数不少,但提到斯帕克及其创作的并不太多,而且大多是对其进行简略的介绍。

② 这些数据来源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中国国家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的检索结果。

③ 这些主要包括笔者研究斯帕克多年来搜集的国内外资料、《理论化斯帕克》(2002)书后的参考文献及《现代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上的《近期斯帕克研究》。它们列出了几乎所有的斯帕克研究文献资料。

④ 它们分别是Stubbs(1973);Kemp(1974);Massie(1979);Tominaga和Wilma(1976).

⑤ 此处是指Evelyn Waugh。

⑥ 笔者检索过的数据库包括期刊存储(JSTOR)、文学资源中心(Literature Resource Centre)、文学在线(Literature Online)、现代语言协会国际参考书目(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盖尔集团传记(Gale Biography in Context)、综合学科参考全文数据库(Academic Source Complete)和文学参考中心(Literary Reference Centre),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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