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熟 村

赫德与北京同文馆

贾 熟 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北京 100006）

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数十年之久，他把北京同文馆与建设中国近代海军、 邮政、 银行、 铁路事项列为他在中国的事业，努力经营，力求成功。同文馆的经费由海关筹措，外国教习也大多由他礼聘，设置了外文、数学、 物理、 化学、 地理、 法学、 政治经济学、 医学等多种专业，还有近代印刷厂、 物理实验室、 天文台、 图书馆等，被称为“同文馆”之父，培养了大量人才，为中国文教、 科技、 外交的近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赫德；同文馆；外国教习；文教近代化

明清两代，为了“译远方朝贡文字”，都设有专门机构，明代叫“四夷馆”，清代改称“四译馆”，不过都限于“藩属”和东方的语言文字。乾隆年间还开设了俄罗斯文馆，但久已视为具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负责办理“夷务”的恭亲王奕、 大学士桂良及文祥等人联衔于1861年递上了一个“统筹全局”的奏折，附有章程六条，其中一条是请求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对外交涉事务；另一条就是设立外文学馆，培养熟谙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依照俄罗斯文馆的先例，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 四岁以下者入馆学习。清廷很快就予以批准。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该国通晓汉文的传教士包尔腾担任教习。1862年7月11日，挑选了十名八旗子弟入馆学习，命名为“同文馆”。不久，法国公使哥士耆，俄国公使把留捷克又分别向总理衙门函荐司默灵、 柏林任教，1863年4月23日，法文馆和俄文馆同时开学，各派八旗子弟十名入学[1](P315)。11月15日，总理衙门宣布赫德继李泰国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扎上海。1864年5月，总理衙门因总税务司驻扎上海，遇事不便联系，命总税务司移

驻北京[2](第1册,P669)。赫德奉命到北京后，“他发现有这所学校，但是这个婴儿是如此孱弱，要使它活着，就不得不施行一种人工呼吸法。正确地估计了它的潜能之后，他就把它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且替它的发展订下了远大计划。它在他的照管下是幸运的，因为由于他，它就从一只萤火虫变成一座灯塔”。[3](P508)

1865年11月（同治四年十月），赫德已经开始参加评阅同文馆学生们的考试卷子。该年冬天，赫德决定请假半年，回英国结婚。启程前，他向总理衙门建议派遣一个非正规使团，由他陪同访问欧洲，为将来派遣正规使团作准备，同时还可为同文馆请几位老师，立即得到了奕的支持。这是中国近代派出的第一次使团。1866年3月，赫德带着同文馆学生凤仪、 德明、 彦慧等离开中国，5月，到了法国、 英国。8月，赫德结婚。9月，赫德夫妇返回中国，同行的有为同文馆聘请的5个欧洲教习。这些教习，受到奕等人的重视，奏请开设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课程，将同文馆办成了一所近代综合性大学。同文馆的新章程，先是受到监察御史张盛藻的反对，后又遭到大学士倭仁的有力抵制。最后，还是有72人报考，被录取30名。化学教习毕利干是法国人，编有中文化学教材——《化学指南》， 译有《化学阐原》， 他是一位把西方近代化学介绍到中国的重要人物。他还编有《法汉字汇》， 译有《法国律例》。1893年辞职回国，死于巴黎[2](第1册P66)。另一个是德国人方根拔，本为天文教习，因为无人选修天文课程，赫德请他改教数学，被他拒绝，于是赫德将他解职[4](P97)。另外，同文馆还由徐树琳担任英文馆的汉文教习，张旭升担任法文馆汉文教习，杨亦铭担任俄文馆汉文教习[1](P316)。由太仆寺卿徐继畲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

1869年，赫德推荐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1827-1916），字冠西，美国印第安纳州人，1850年在长老派神学校毕业后，来宁波传教，曾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1865年入同文馆[5](P7)，教授英文、 物理[6](P572)。曾担任清政府的国际法顾问。1885年，得三品衔，1898年，又得二品衔。1898年至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曾翻译惠顿所著《万国公法》， 并著有《中国人：他们的教育、 哲学和文字》、 《花甲记忆》、 《北京被围：中国对抗全世界》、 《中国知识》、 《中国的觉醒》、 《天道溯源》等书[7](P313)，其《格物入门七则》曾多次再版。他于1916年病逝于北京，担任同文馆总教习达25年之久，自称为同文馆的“看妈”（保姆）[1](P319)，称赫德为同文馆的“父亲”[8](P419)。丁韪良任总教习以后，先后设置了八门课程，包括一种西文及数学、 物理、 化学、 地理、 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1872年1月，英国传教士，兼通医学的德贞，又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学生高达百人[6](P572)。

1873年，经总理衙门批准，同文馆添设印刷机构，印刷设备及原材料均由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代购。1874年4月11日，赫德在给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我即将对印刷所下令，让他们定期把每种出版物都寄给你20份”[2](第1册，P26)。同文馆印刷所也属于中国近代较早的印刷厂之一。6月12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可以聘请科普兰，“要使他清楚的了解，教习要听从我的命令（即总税务司的命令，是隶属于总教习的。……同时你可告诉他，毕利干1866年初来时年薪为600镑，从1871年起为800镑，现在请18个月的假回家了，只支半薪，明年还要再来”[2](第1册，P66)。6月25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 “兹授权聘请科普兰，……同时寄去一份戛干（案：为俄国人，同文馆教授俄语与德语的教习。1872年来华，1878年离职）的协议的副本。……三套教科书（数学和天文学）应由科普兰选定，而由你购买和寄出来，每套要十本”[2](第1册,P79)。

1878年6月22日，清政府以伊犁为俄兵驻守，未据交还，白彦虎等逃往俄疆，亦未交出，该国修约事宜亦未定议，派署盛京将军吏部左侍郎崇厚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前往办理交涉[9]。7月28日，赫德电示裴式楷： “中国驻俄国公使馆陪同钦差大臣崇厚前往的最佳人选是戛干教习。京师同文馆遗缺可聘用哈根的一位在西伯利亚电报局任职的朋友接替。……可接受海灵敦（案：海灵敦于1877年受聘为同文馆天文教习）的辞呈。”后戛干作为崇厚的随员到了俄国，未再回中国[2](第2册,P63)。

1880年12月10日，赫德写信给金登干，要求将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全部科学初级读本，历史、地理书邮寄给他[2](第2册,P469)。1881年2月19日，在另一封信中写道： “我希望你已找到了那四名俄国人——特别是同文馆需要的那位。费理饬博士将于5月回国，我希望在他走后尽快有人接替他（即一名教一班俄语，教另一班德语的俄国人）”[2](第2册,P513)。4月25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 “我希望我们的俄籍德国教习已起程。因费理饬博士即将离去，我们在5月底以前需要一名教习”[2](第2册, P547)。

1882年10月2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同文馆的一名叫汪凤藻的学生——英语班中最好的学生——在举人中名列第二。15000人参加考试，中举者为280人。汪前途无限。280名的第79名是我们的一个文书。看来，今年我们的运气不错”[2](第3册,P148)。汪凤藻后来果然出任了中国驻日本公使。11月7日，赫德又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恭亲王病得很重，……假如他去世，我本人、 海关和同文馆都将失去一位坚定有力的支持者，而中国也失去一位极为有用而且实际上几乎无人可以替代的官员”[2](第3册,P155)。

1885年，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北京东方学会”，以便外国人学习中文，流风所被，引起同文馆所聘洋教习竞相学习中文。清政府的顽固派官吏，本来反对设立同文馆的，此时又散布流言，说“教华人学英文的学府反而变成了洋人学中文的场所，”用来压制同文馆。赫德为此很伤脑筋[2](第4册,P384)。10月10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我希望今冬能看到海军、 邮政、银行、 铁路、 同文馆和朝鲜的事都已了结——或者开始了结。这样，我春天动身时会怀着我已做了我应做的工作，让其他人继续发扬光大的心情启程[2](第4册, P186)。

1886年8月8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 “朝鲜问题和勘界委员会，一直到琅威理和同文馆，所有这些事交织在一起，弄得我目前感到人手不足”[2](第4册,P384)。1887年8月7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 “贝勒介绍柯乐德：我可以雇用一名俄国人而且愿意答应贝勒医生的请求，他确实是一个好人。可是我想提出的条件是，如果同文馆的教习休假或辞职，必要时他去那里教俄文班和德文班的学生。”贝勒，又名勒士佘得，俄国人，1866-1883年任俄国驻华使馆医生。在此期间，他研究中国植物和中西交通史，著有《中国植物》、 《元明人西域史地论考》。柯乐德，俄国人，1888年4月进入中国海关，在北京总税务司署任四等帮办后班，同年9月调入同文馆任俄语代课教习[2](第4册,P618)。

1888年9月2日，赫德很得意地向金登干通报： “由我出版，艾约瑟翻译的《科学入门》明天送去给中国皇帝阅读，目前这里进入的举人考试已有算学考卷，由同文馆批分。所以，一个新局面正在真正出现，二十年的工作没有白做”[2](第4册,P788)！

1890年5月18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涉及施德明。施德明，德国人，1869年11月进入中国海关[2](第3册,P223)。1881年，辞职，到巴登的弗赖堡大学学习，188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第5册,P206)。

从1891年12月1日起，同文馆教习开始为光绪帝讲授洋文，光绪帝对于洋文极为用心。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是日起，每日午，上在勤政，命奕劻带同文馆教习进见，讲洋文”[10](第5册,P2482)。此教习中，也有同文馆毕业生德明。中国驻日本公使李经方丁忧，清政府即派翰林院编修赏二品顶戴汪凤藻署理驻日公使。1892年7月17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汪凤藻（同文馆的人）刚被任命为驻日公使。他是同文馆学生中第一个获得一个显赫职位的人，但是这主要归功于他曾获得翰林头衔而不是由于他懂英文，虽然他幸而是英文班里最好的学生”[2](第5册,P560)。1893年，施德明又重返中国海关，又在同文馆里接替毕利干担任化学教习[2](第5册,P206)。

1895年7月7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日本新任公使林董今天已行觐见，明天我设晚宴招待他。我喜欢他这个人！在同文馆里即将设置一个日文班。我猜想日本人这种‘廉价劳力’首先会赶走欧洲籍教习，其次，他们的教学将在学生中引起竞争的热潮，而他们的方法也会为中国管理官员们所接受，从而证明解决中国应如何变革的问题”[2](第6册,P321)。1896年1月10日，金登干写信向赫德报告： “中国驻巴黎公使庆常曾多次给我写来非常友好的信，并间接提到他同您的‘真挚友好关系’”[2](第6册,P405)。庆常，字蔼堂，汉军镶红旗人，毕业于同文馆[3](P517)。曾任中国驻法国使馆参赞。1895年以五品候补京堂担任驻法公使[5](P236)。

1901年10月18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罗丰禄的继任人可能是德明——现在人称张大人——（他在1866年曾随我赴欧洲）。他在此并非‘权臣’，但他为人和善，这对同文馆来说，将具有奖赏之意，我为之高兴”[2](第7册,P258)。11月10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 “德明已差不多肯定要接替罗丰禄……我想他将带凤仪去作他的秘书”[2](第7册,P266)。德明（1847-1918），又名张德彝，字在初，汉军镶黄旗人，毕业于北京同文馆，历任中国驻英公使馆译官、 秘书、 参赞，1891年开始，曾担任光绪帝的英语教师。1901年，以记名道赏三品卿衔出任英国、 意大利、 比利时大臣。著有《航海述奇》等八种述奇。其中的“七述奇”疑未成书[5](P413)。凤仪，字夔九，属于旗籍，毕业于同文馆[2](第1册,P572)。曾任驻英使馆译官。在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谈判伊犁问题期间，凤仪曾一度主管过驻英使馆的工作[2](第2册, P610)。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理京师大学堂一切事宜。12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昨天的最后一道谕旨是将同文馆并入大学堂。这样就没有欧礼斐和骆三畏的职位了！大学堂的校长说，如果他们愿意到大学堂工作，他表示欢迎。骆三畏愿意去，而欧礼斐却反对。这是去年的事，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想法。这个大学堂将是中国未来的一件大事，因为一切官吏都要大学堂毕业。可惜的是大学堂没有一个比丁韪良更为实际的人做头头。丁韪良有学问，但也有有学问人的许多缺点”[2](第7册,P307)！欧礼斐（1857-？），爱尔兰人。1879年进入中国海关，在同文馆任英文教习，1895年继丁韪良为总教习，改授物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他回海关任宁波副税务司，后又历任南京、 苏州、 牛庄、 奉天等地副税务司和税务司，一度为北京总税务司署管理汉文案税务司[7](P363)。骆三畏（？-1917），爱尔兰人。1879年来华，任北京同文馆天文教习。1899年辞同文馆职，回中国海关，在福州、广州、 梧州等地任帮办、 副税务司和代理税务司。1907年辞职回国。编有1879年《中西合历》和《天学发轫》等书，著有《北京被围记》[7](P421)。

1905年12月29日，在金登干给赫德的信中提到了驻巴黎的刘公使[2](第7册,P902)。刘公使即刘式训（1868-？），字筝笙，号紫箴，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早年入同文馆学法文，后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先后在驻法、 俄、 德等国的使馆任翻译、 参赞。1905年以分省补用知府任出使法国、西班牙大臣。1913年，任外交部次长。同年底，任驻巴西、 秘鲁公使，1916年召回。1918年，任大总统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1920年，再任外交部次长。1923年，任外交委员会副会长[5](P262)。

翻译书籍，是同文馆的重要活动之一，因为它既是外语学生的训练项目，又可以为不懂外语的学生提供教材，一举两得，备受重视。据丁韪良回忆，1888年以前，同文馆师生已经编译书籍二十多种，包括法学，如《万国公法》（丁韪良译）、 《公法便览》（汪凤藻、 凤仪译，丁韪良鉴定）、 《公法会通》（丁韪良、 联芳、 庆常译）、 《法国律例》（毕利干译）、《新嘉坡刑律》（汪凤藻译，丁韪良鉴定）等。经济学，如《富国策》（汪凤藻译，丁韪良鉴定）。历史学，如《俄国史略》（桂荣等译，夏干鉴定）、 《各国史略》（长秀、 杨枢等译）。物理学，如《格物入门》（丁韪良著）、 《格物测算》（丁韪良口授，席淦等笔述）。化学，如《化学指南》（毕利干译）、 《化学阐源》（毕利干、 承霖译）。数学，如《算学课艺》（席淦、贵荣编辑，李善兰鉴定）。天文学，如《天学发轫》，又名《星学发轫》（熙璋、 左庚等译，骆三畏鉴定）。生理学，如《全体通考》（德贞译）。外交，如《星轺指掌》（联芳、 庆常译，丁韪良鉴定）。语言学，如《英文举隅》（汪凤藻译，丁韪良鉴定）、 《汉法字汇》（毕利干著）、 《同文津梁》（丁韪良著）。历法，如1877年至1879年《中西合历》（海灵敦、 费理饬算辑，熙璋等译）。此外，还有丁韪良著、 汪凤藻译之《中国古世公法论略》， 欧礼斐口译、 贵荣笔述之《电理测微》， 文祐翻译、 欧礼斐鉴定之《坤象究原》等。这些书籍大多具有教材性质，在当时近代教材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应该说有不小的贡献。这些书籍由同文馆印刷所印刷，免费赠送京内外官员，在传播近代科学、 技术知识方面，也起到了相当作用[1](P320)。

同文馆设有书阁，存储中外书籍，有汉文经籍等书八百本，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外文书籍一千九百本。除课读之书随时分给各馆外，其余听任教习、 学生等借阅。还于1888年建造星台（天文台）一区，格物馆（物理实验室）一处[11](第2册,P87)。这些设置，在中国近代也都是领先的。

同文馆先后聘请了众多的外国教习，计有包尔腾、 司默灵、 柏林、 傅兰雅、 丁韪良、 毕利干、 李璧谐、 额伯连、 伟贝、 德达那、 林春、 华必乐、 第图晋、 吉德、 德贞、 夏干、 柯理士、 雷乐石、 帛黎、 海灵敦、 费理饬、 马士、 欧礼斐、 骆三畏、 班铎、 师克和、 卜世礼、 韩威礼、 烈悌、 柯乐德、 吴乐福、 安格联、 英德秀、 威礼士、 贝安德、 柯必达、 马都纳、 施德明等[11](第2册,P94)。共38人。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海关者，均由赫德经手礼聘。同文馆学生学成后也有留馆担任教习、 副教习的，也有到其他学堂担任教习的，也有充当出使外国使节译员、 驻外使馆秘书、 总领事、 代办、 公使的，也有在电报局、制造局、 船政局等新兴工业、 企业单位任职的。其中也涌现了不少中外驰名的著名人物，例如陆征祥，曾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周自齐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1](P321)，刘式训曾任外交部次长、 总统府顾问，汪凤藻曾任驻日公使，张德彝曾任驻英公使，庆常曾任驻法公使，凤仪曾主持驻英使馆工作等。同文馆也给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

同文馆的经费，由赫德主持的中国海关筹措，同文馆的外国教习也大多由赫德聘请，赫德等经营同文馆数十年之久，于是丁韪良赞扬赫德的卓越贡献，称他为“同文馆之父”！应该说，在中国文化、 教育、 外交、 科技的近代化方面，赫德确实是功不可没的。

[1] 李时岳, 湖滨. 从闭关到开放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2] 陈霞飞. 中国海关密档 [Z].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3]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三册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4] 王宏斌.赫德爵士传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

[5] 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词典 [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6]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Z].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8] 清代人物传稿 (下编)第1卷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9] 敦廷以.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0] 翁同龢日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责任编辑： 侯德彤

Hart and Beijing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JIA Shu-cun
(Institute of Modem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Robert Hart worked as inspector-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for decades. Just like establishing modern navy, postal service, banking systems and railways in China, he tried to build Beijing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The funds for this school were provided by the Customs, and most of the teachers were engaged by him. The school provided programs like foreign languages, mathematics, physics, geography, law, political economy and medicine, and built a printing factory, a physics lab, an observatory and a library. All these won him the title of “father of th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This school cultivated numerous talents and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culture, teach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plomacy.

Hart; th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foreign teacher; modernization of culture and teaching

K256.1

A

1005-7110（2012）06-0018-05

2012-09-28

贾熟村（1930-），男，河南偃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