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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视角

2012-04-01常晨光

当代外语研究 2012年3期
关键词:语言学家语言学外语

常晨光

(中山大学,广州,510275)

1. 引言

在胡壮麟教授8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当代外语研究》决定出版专刊以示庆贺。我认为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胡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面旗帜,为推动我国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我本人学习语言学的道路上,胡先生一直是一盏指路明灯,因为我就是在学习、研读胡老师的教材、著作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作为后学,能为此纪念专刊撰稿是我莫大的荣幸。

胡壮麟教授的研究涉猎广泛,包括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英汉对比研究、文体学、符号学、语言教育、语言规划等诸多领域。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Halliday的学生、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带头人和主要传播者,胡壮麟教授在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的影响巨大。胡教授既关注理论探讨,又注重实践应用,开创性推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胡先生的努力就没有目前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大好局面。

Halliday最近曾多次提出,他的目标是要建构一个“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希望该语言学理论能够帮助众多在工作中需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语言打交道的人们(Halliday 2008)。关于“适用语言学”的内涵和特征,胡壮麟教授(2007a)进行过细致的解读。下面笔者将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义的视角,尤其是Halliday经常谈及的“social accountability”这一关键词,对“适用语言学”的思想进行进一步讨论。

2. 语言的社会学

Halliday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及的“social accoun-tability”这一概念。在回顾自己参与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的活动时,Halliday(1993/2003)指出,在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过程中,他们就意识到这种语言学必须是一种“socially accountable linguistics”。他认为,所谓“social accountability”,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将语言置于其社会环境之中进行研究,即强调语言的社会理据,在社会语境中解释语言的特征和本质;同时也要将语言学置于其社会环境之中,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干预方式(a mode of intervention),进行批判性社会活动。

从第一种意义上来看,我们认为,所谓“social accountability”反映在Halliday强调从社会—语义的角度考察语言。Halliday接受Firth关于“语言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将意义看作语言项目在其使用的语境中的功能。因此,Halliday注重从社会的角度考察语言,探讨语言的功能,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将语言作为“社会人”的中心特征来研究,以解释语言在社会人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人们如何在社会语境中进行互动和交往。

从社会—语义的角度考察语言,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的是功能而不是结构,体现的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语言学思想。Halliday认为语言是“做事”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知识”方式。他把语言看作为“意义潜势”,而作为语义系统,它又是“行为潜势”的体现。Halliday(1978:39)指出:“我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个意义潜势系统……,而这个语义系统本身又是对其外部事物的体现,即说话人的‘可为’——我将其称为‘行为潜势’”。

因此,Halliday(1978,1994)不赞成把理想化的“语言能力”和貌似混乱的“语言使用”截然分开的做法,认为必须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把语言放到使用语言的环境中去,联系语言的使用者和语言的交际功能,才能看到语言的真实面貌,确定对语言结构的形成和制约起重要作用的各种因素,从而更好地解释语言现象。他认为,语言使用中表现出的所谓“混乱”和“复杂”并非是偶然和异常的,而是语言有效发挥其功能所必需的成分。

在Halliday(2002)看来,语言系统和具体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气候”和“天气”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之区分实际上只是因为观察角度的不同。实际话语是语言系统的实例再现(instantiation)。语法既是系统的语法,又是语篇的语法(Halliday 1994)。因此,与Chomsky不同,Halliday区分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语言被看作是社会的人所具备的主要属性;语言运用是人的社会行为潜势在语言中的反映。所谓“语言”,在系统功能学派看来,就是说话人“能做”什么,所谓“言语”就是说话人实际做了什么。因此可见,系统功能语法是以语言的聚合关系为主的语法,它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语言运用中可供选择的意义潜势。

Halliday从社会—语义的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看待语言的发展。系统功能学派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发端于人际互动的过程之中。语言、意识和人们的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Halliday指出,学习语言就是学习表意(learning how to mean)。“学习表意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通过与周围其他人的互动构建一套意义潜势……”(Halliday 1978:138)。

根据Webster(2011)的总结,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具有7大突出特征,主要体现在它强调(1)元功能(metafunction),(2)词汇与语法的统一(unity of lexis and grammar),(3)元语言的连续性(continuity of protolanguage),(4)语法系统的概率性特征(the probabilistic nature of grammatical systems),(5)与其他看似矛盾的理论观点的可比性、互补性和兼容性(patterns of analogies, complementarities, compatibility with other views/theories where others often see contradictions),(6)思想史语境下的语言学(lingu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ideas),(7)马克思主义导向(Marxist orientations)。关于最后这一特征,Webster(2011)的进一步解释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导向体现在它把语言看作为政治过程和政治工具,把语言学看作为意义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语言学与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

从社会—语义的角度考察语言这一层含义在Halliday的功能语法中得到充分体现。而Halliday提出的“social accountability”的第二层含义除Halliday、Martin等学者的一些论述外,讨论则相对较少。

“social accountability”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强调语言学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强调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Halliday(1978:36)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语言学的自治性(autonomy)视角和工具性视角之间并不矛盾,而是具有互补性的。Halliday同时指出,从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的人多数更倾向于工具性的视角:即通过语言的使用探讨其他的现象和问题,如社会制度等。

事实上,Halliday在使用“social accountability”时更多的是指第二层含义。在1975年“语言学的环境”(The Context of Linguistics)一文中,Halliday(1975/2003)对当时语言学研究过于“专门化”、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等现象提出批评,指出:“理论语言学家拒绝承认其学科的社会责任,从可能对很多人有益的活动中撤出他们的专长”。Halliday认为,语言学家不是在努力争取社会承认,而是拒绝社会认可,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责任。简而言之,语言学还没有直面其社会责任的问题。他提倡语言学家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不然他们将遭到语言学研究的抛弃。

1985年,在“系统理论的背景”(systemic background)一文中,Halliday(1985/2003)分析了不同语言学家及语言学流派对系统功能理论的影响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特征,并同时指出,将系统功能学者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语言学和语言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创立系统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做事”(to do things),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该理论是同时为反思和行动而设计的。

Halliday(2001/2003)指出,语法和语法学家都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他认为,和语言本身一样,语言学也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干预社会和政治过程的方式。如果说语言是社会符号,要更好地了解语言,我们就不仅要观察语篇,同时还要对语篇进行干预。Halliday(1993/2003)还指出,无论人们是在积极干预一个社区的语言活动还是系统地描述某一语言的语法,都不存在什么脱离理论的语言使用。而不同的理论则体现了不同意识形态。

从Halliday有关语言学与语言家的社会责任的论述可以看出,系统功能语言学更确切地说具有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导向。Halliday在一次访谈(Thompson & Collins 2001)中明确指出其语言观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第二层面的现象(second-order phenomenon),其作用是反映而不是建构(reflecting rather than construing);而他则将语言看作是物质过程和符号过程彼此影响的产物,语言符号不仅仅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积极地建构现实。这也正是Halliday“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的最基本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它不是简单地反映和传递,而是积极地建构和干预(Halliday 2001/2003)。

Martin(2000)曾对Halliday的语言学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概括,指出系统功能理论是唯物主义的语言理论,是一种政治化的语言理论,适合对语言发展进行干预。他还认为,在后现代社会里,语言学家不应害怕社会责任,而应在具体的社会干预过程中发展语言学理论,更好地服务社会。Martin本人也非常强调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主张建立“积极性语篇分析”和“和平语言学”,以建设性态度积极看待和干预社会活动,促进对话与和解(朱永生2010)。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也是在实践和应用的辩证互动中不断完善的(常晨光、廖海青2010)。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语言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并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对理论进行修正。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应用领域已非常广泛,包括:(1)教育,(2)语言发展与进化,(3)理论和元理论探讨,(4)语言类型学,(5)文体学,(6)翻译,(7)计算语言学、语料库、人工智能,(7)法律,(8)医学,(9)多模态研究,等等(Butler 1985;Halliday 2008:190-204;胡壮麟等2005:4)。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Halliday,McIntosh和Strevens(1964:139)就指出:应用本身是重要的反馈渠道,理论就是根据在应用的过程中得到的启发不断被重新审视。Halliday(2001/2003)在讨论系统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时再次指出,所有应用的结果都被不断地反馈到理论上,使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 结语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认为Halliday“适用语言学”的概念与他一贯的语言观和语言学思想是一致的。Halliday所提出的“适用语言学”的目标与他所强调的语言学和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密切相关。

作为Halliday的弟子、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的带头人,胡壮麟教授继承和发展了Halliday的语言学思想。胡先生研究涉猎广泛,著作等身。除功能语言学以外,他的研究还涉及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诸多领域。我们仅从胡教授2000年以后所发表的一部分论文中就可以看到先生的研究所体现出的语言学家的责任感和社会关切。例如,他关注中国外语教育的改革与健康发展(2002a,2005a,2009a,2011a,)、中国的双语教育(2004a)、大学英语教材设计与编写(2005b)等问题,在语言研究中强调并注重学科整合(2008a)、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2002b,2007a,2008b,2010),重视新技术变革对交际和语言研究所带来的影响(2001a,2007b,2007c),始终关注新的语言现象和社会现象并不断尝试对其进行解释和分析(2004b,2004c,2006,2011b)。在探讨语言学理论或进行语篇分析和文体分析时,他能在介绍、引进和运用国外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修正和发展,强调本土化和中国特色(2000a,2000b,2001b,2003,2007d,2009b,2011c,2011d),始终坚持功能主义的思想,强调语境问题的重要性(2000c,2001c,2002c)。

可以看出,胡壮麟先生继承了Halliday的语言学思想,同样既关注理论研究,又注重实践应用,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修正和丰富语言学理论。他热心提掖后进,关心我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强烈责任感,不愧为艺德双馨的语言学家。正如《当代外语研究》2011年第3期编者按所说:“胡先生的学术之旅彰显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的光辉,对今天的年轻学人不无启发和鞭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胡壮麟教授为代表的语言学前辈的指引下,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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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庆祝胡壮麟教授80寿辰感言

胡壮麟教授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面旗帜,为推动我国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带头人和主要传播者,胡壮麟教授在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的影响巨大。他既关注理论探讨,又注重实践应用,开创性地推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没有胡先生的努力就没有目前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大好局面。

胡壮麟先生热心提掖后进,关心我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强烈责任感,不愧为艺德双馨的语言学家。在庆祝胡先生80寿辰之际,作为后学,同时也代表胡先生担任兼职教授的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特向胡壮麟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祝胡老师健康长寿、学术青春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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