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尺得寸，为旱年一溉之计”<br/>——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翻译出版活动*

“得尺得寸，为旱年一溉之计”
——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翻译出版活动*

2012-04-01唐欣玉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4期

唐欣玉

(重庆邮电大学外语学院，重庆 400065)

一、引言

南洋公学译书院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校出版兼翻译机构。从1898年创立，至1904年因经费紧张被迫裁撤，共翻译、出版东西学书籍69种，内容囊括兵书、政书及教材等。目前有关译书院的研究，除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校史编纂组的史料收集与整理外，有关盛宣怀与张元济的研究中也有涉及。其中较为重要的成果是《张元济与南洋公学译书院》[1]一文。作者对张元济任译书院院长期间译书院的译书情况及所译东西学书籍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做了详细梳理。由于该文论述重点在张元济，因而不涉及译书院其他时段的翻译活动和一以贯之的翻译指导思想。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探讨译书院不同时期选择翻译的不同西书及背后的时代、个人因素；分析译书院的翻译指导方针；纠正当前有关研究中片面夸大张元济功绩的不实之处。

二、创设译书院之缘起及翻译思想

盛宣怀创立译书院的动因，首先缘于他兴办洋务的实际需要。19世纪末，盛氏已创办起轮、电、矿、纺织、铁厂、铁路、银行等多家近代民用企业。如何经营这些新式实业，传统文化中没有先例可循，取法西方成了当时的合理选择，由此也就产生了对新式人才的大量需求。在盛宣怀看来，理想的新型人才需“能读西国之籍”“能周知四国之为”[2]615。而熟练掌握外语则是实现上述目标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但盛宣怀也很清楚，学好外语并非一朝一夕的工夫，要达到精通或熟练的程度颇费时日，难以满足其时对人才的迫切需求[2]615。若诉诸翻译，收效就更快、更显著，正所谓“任其难者，不过数十人；而受其益才，将千万人而未已”[3]331。所以早在1896年筹备成立南洋公学时，盛宣怀便购置了大量东西学书籍，打算让公学学生陆续翻译出版[4]37。创建译书院，则是这一思路的具体落实。

其次，现有译书存在的诸多弊病是促使盛宣怀创设译书院的另一诱因。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需要，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及各地方言馆、书局、报社等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西书翻译活动。和其时大多数有识之士一样，盛宣怀也认识到了这些译书存在的问题：一是数量明显不足，所译书籍不过西书中的极少部分；二是译书门类选择不平衡，算、化、工、艺等领域居多，政治方面的书籍则较少[2]615；三是所译书籍内容多已陈旧。而要把握西学的新理新法，并在短时期内收到成效，大量翻译日本、西方新近出版的书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2]615。

除以上现实因素外，盛宣怀器重翻译还有更深层次的思想上的原因。和严复将翻译视作认识西学的最下策不同[5]561，盛宣怀认为西学本应通过翻译来传播。他先以埃及作反面例子，指出埃及之所以衰落并至灭亡，就在于直接以西文传递西学。理由是：废弃国文或将外国文字置于本国文字之上，必然会造成国人还未通晓西学便已背弃国学的局面[2]746[注]晚清持此观点的还不止盛宣怀一人。1902年《外交报》第三期上发表了《论中国语言文字》一文，作者在按语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其理由有三：第一，“语言文字为国民精神之所寄，未有语言亡，而其国存者”；第二，“教育之要，在普通学，而不在语学”；第三，外国文“终不如用中文之亲切广大”。，因而“比有事曾不得一人之用”[2]746。而与埃及形成对照的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便以东文大量翻译西书，不仅未丧失其立足之本，还扩大了西学的受惠群体，上至将帅公卿，下到贩夫走卒，无不受益于新学，日本也是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强大[2]733。通过强调翻译在日本自强道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盛宣怀为他推广翻译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所以他提出，除外交交涉宜用外文外，其他领域仍当以中文为重[2]734。

而中学之所以必须居于根本地位，则和盛宣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有关。这一思想在他的言论中随处可见。1896年他奏请设立南洋公学，谈到其时人才匮乏的问题，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2]542。在向清廷举荐何嗣焜主持公学时称后者“学术湛深，不求闻达，臣(盛宣怀)与纵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2]612。另外，《南洋公学章程》的设学宗旨也明确定为“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4]36。从始至终，盛宣怀始终将中学置于主体地位，认为讲求西学只是“礼失而求诸野”[2]612。具体到翻译西书上，他的理想便是“使东西文得中文阐发而无偏弊，则中学得西学辅翼而益昌明”[2]734，根本目的则在以翻译确保中学的地位。

三、兵书翻译：为建立新式陆军服务

检视译书院几年的翻译活动，可以发现，从1898到1901近三年的时间里，译书院主要从事的是兵书翻译。31种已译成书籍中，兵书占了20种。后之论者在谈及这一情况时多以“实用主义选题方针”做总结[1]89，[6]34，背后参照的当是康梁等人以政治制度改革为目标所进行的翻译。无可厚非，甲午后，康、梁等人高瞻远瞩，认识到军队的强大并非西方国家制胜的根本所在；只有从制度上加以变革，才能救亡图存，实现自强。因此，他们主持的译书机构大都不再以翻译兵学书籍为主，而是首译西方政治、历史、教育等社科类著作。

然而，康梁的政治主张及译书活动只是其时历史面貌的一端。即便他们站得更高，也不能藉此忽视译书院的业绩。事实上，盛宣怀这一时期选择以兵书翻译为主，也自有其合乎历史发展脉络及个人思想认识的方面。甲午一战，海军全军覆没，陆军一路溃败。战争的惨败迫使朝野有识之士对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维新派人士指出是专制制度导致了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政府屡战屡败的局面，提出唯有变法维新，才能从根本上强国。但其时绝大多数官绅仍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因此他们更多的还是从战争本身寻找原因，而批判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官兵素质低下这一方面。袁世凯批评军官们“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旧法抵御强敌，故得力者不可数睹耳”[7]219。张之洞也谈到将官因循守旧、不懂西方军事科学，甚至连新式枪械也不熟悉[8]1052。将领不善带兵，士兵自然不可能骁勇善战。陆军如此，海军也不例外。北洋舰队后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9]4-5有如此将士，打败仗也就不足为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甲午战争后，“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声遍及朝野。“一时内外文章，争献练兵之策”[10]179。清政府因应时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练新兵运动。荣禄在北京着手编练新军；袁世凯接替胡燏芬在天津小站练兵；张之洞则在江宁编练自强军。另外，鉴于“西国之将领，由武备院肄业生考充兵弁，以次迁升，必其学成而后致用”[11]536，晚清政府、地方官绅纷纷效法，在各省大力兴办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官兵。从1895到1898仅三年时间，全国各地奏请开办的武备学堂就有十多所。一时间，建立新式陆军成了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即便维新派人士，也同样赞同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康有为就曾先后上书光绪，请求广设武备学校[12]146、裁撤绿营旗兵及仿德日军制训练新军[13]318。

盛宣怀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也不例外。实际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襄助李鸿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处理天津教案等过程中，他便已认识到兵强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意义。1894年中日交战期间，他痛斥各军守旧军官不学无术，建议李鸿章练新军[14]153。1896年他在上奏光绪皇帝的第一个奏折《条陈自强大计》中系统地总结了他的强国主张，其中首要便是练兵[2]537。此外，盛宣怀也意识到培育新型军事人才的重要性，提出“(各省)先设武备学堂一所，教以筑垒测地、枪炮制造、弹丸发送、队伍分合、马骑控御诸学”[2]539的具体措施。

在以上内外因素作用下，盛宣怀将译书院此一时期的任务定为主要翻译兵书，也就自有其合情合理的成分。他后来对此也做过解释：“臣初以练兵为急务，故兵学居多。”[2]733事实上，不仅南洋公学译书院如此，其时新成立的诸多军校都大量翻译西方兵学著作。如湖北武备学堂翻译了24部德国军事著作，汇集成《湖北武学》；江南陆师学堂翻译刊印了德国教习编写的28卷德国陆军学术教材。另外，维新人士虽不再以兵书翻译为主，但兵制的改革仍在其关注范围内，所以也翻译了一些西方军制方面的书籍或文章，如译书公会报就刊载过《俄国新造兵舰》(1897)、《日本海军大学堂章程》(1898)等译文。因此，南洋公学译书院进行兵书翻译并非落后保守，而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

至于有论者认为译书院“当时所译书目均为日本的军事书籍，状况平平。比较起三十年前江南制造局译馆由傅兰雅、林乐知、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主持所译的格致之书，似乎进展不大”[15]64，更是与实际情况不符。译书院的兵书翻译和江南制造局时期的兵书翻译并不完全一样。后者多集中在枪炮等武器的介绍上，前者则涉及了部队作战的方方面面，从战术到军事训练，从设置障碍到野外生存，从战时供给保障到军人薪水支付，从军校章程到东西国军制，一应俱全。和同时期的兵书翻译相比，译书院的翻译也自有其特色。首先，和当时兵书大多译自德国不同，译书院的兵书绝大部分译自日本，开启了下一个阶段全面学习日本军制的先河。其次，译书质量更高。其余武备学堂译书大都采取外国教习口述、中国人笔录的模式，译书院却以高薪聘请了日本陆军大尉细田谦藏、稻村新六担任军事翻译顾问，或由他们亲自翻译，确保了翻译的准确性。译书院的兵书翻译在当时确也远近闻名，如《步兵操典》一书，就再版了三次；顾燮光1902年为《增版东西学书录》做序时也称“兵家言南洋公学译之”[16]30。通过翻译，译书院为近代新式陆军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政法书籍翻译：配合新政运动

从1901年下半年始，译书院的翻译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兵书翻译比例迅速下降。据目前资料，译书院六年共译兵书24种，前文已提及1901年以前便翻译了20种，也即从1901年下半年至1904年译书院撤销为止，只翻译了四种兵书，其余大部分则为政治、法律和教材等书籍[17]。此处仅先就政法类书籍的翻译进行讨论。有关译书院此一时期大量翻译政法类书籍的原因，目前学界存有不同意见。有论者认为是清廷的新政运动促成盛宣怀对译书门类做了调整[18]285；另有论者则坚持是张元济对盛施加影响的结果[6]34；还有论者将此完全归功于张元济[1]89，[19]23。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应该怎样衡量张元济在译书院的地位和作用？

1899年3月，张元济受李鸿章推荐，正式出任译书院院长一职。准备就职前，张元济确有自己的打算和准备。首先在西书的门类选择方面，他决定先翻译字典，然后译政治、法律、理财、商务等书籍[5]528。其次他还就如何选择译员、怎样安排译员工作量、如何计算报酬、如何包译、怎样计费等具体问题向严复请教[5]526-530。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元济的想法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盛宣怀在张元济还未上任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译书院要翻译的是兵制、商务书籍[2]621-622。至于聘请译员、计算报酬方面，则早在1898年11月前就已经确定[20]10，张更是无从干预。

就职后的张元济，事实上也是按照盛宣怀既定的方针在主持译书。1899年6月，他上报盛宣怀，已译成兵书8种，拟定翻译的23种书籍仍属军事著作[20]10。1901年再次呈文，告之盛译书院历年翻译并出版的书籍共十四种，其中兵政占了十二种；另外已经完成翻译的书籍有兵政(八种)、理财(一种)、商务(两种)、国政(两种)、学校(三种)和税法(一种)等，准备陆续刊印[20]16。尽管这里也提及了两人都认同的商务、理财类书籍的翻译，具体如日本古城贞吉的《万国通商史》、佐佐木信夫的《商业实务志》和英国花纳的《英国商务提要》等，但和译书院此一时期翻译出版的兵书相比，其他门类书籍所占比例明显很小。

那么，是否张元济的“无权”状态到1901年下半年发生了变化，以至可以影响盛宣怀的译书抉择？答案则是否定的，实际情况是盛氏本身的思想发生了转变。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盛宣怀鉴于国内外局势，从之前的坚决反对变法转而主动提出变法，一方面委托其时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以变法维新为条件试探美国，期望后者促成停战议和[2]691；一方面奏请朝廷“力行新政纲领”[2]712。在盛等人的努力下，1901年1月，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决心从本源上学习西方。而翻译则是其时人们公认的最快捷、有效的学习方式。针对已有译书大都属技艺门类，于变法毫无补益的现状，张之洞、刘坤一提出“宜多译外国政术学术之书”[21]23；张謇也主张大量翻译日本已经翻译过来的西政类书籍[22]14。作为促成新政运动的积极分子，盛宣怀则将翻译置于新政推行的首要位置，认为“译书一事”可“发其端倪”[2]733。同时他也意识到其时的政学译本太少，因而适时调整了译书院的译书方针，还为此专门上奏清廷，言明译书院将推广翻译政治法律等书籍[2]733，从而为变革维新提供可考之书。

因此，译书院翻译方针发生变动并非张元济的作用。我们可以说，盛宣怀和张元济这一阶段在选择什么样的书来翻译方面达成了共识，但盛宣怀认识上的转变，才是促成译书门类变化的根本原因。另外，早先既定的南洋公学人才培养目标，也要求译书院就西政西法类书籍进行翻译。这一点稍后还会详细谈到。而在如何翻译西方政法类书籍方面，盛宣怀重申他一贯的主张，强调西学、西政等书籍“当与中国本有之文学政事融会贯通，方能得其要领，而不为所囿”[2]733，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再次得以呈现。

五、教材翻译：人才培养

如果说译书院的兵书翻译是为建立晚清新式陆军服务，政书翻译部分配合了新政运动的话，那么，接下来讨论的教材翻译则是针对南洋公学和晚清社会的人才培养问题。据笔者统计，译书院五年间所译教材至少占了总译西书的23%，内容涉及历史、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统计学、图画、几何、算学、地理等。从分布时段看，主要集中在1901年清廷开始推行新政后，但实际翻译活动从南洋公学成立后不久便已经开始。公学初创，教材缺乏是个大问题。中学课本尚可自编，涉及西学的部分则没有现成的可以沿用，只有参酌西书，进行编译。而选择什么样的西书来翻译，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着公学人才的培养。总的来说，译书院仍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下从事教科书的翻译。盛宣怀1902年总结译书应注意的四个方面时，最后一项便涉及教材的翻译。他认为“髫龄之初，苟无《小学》《孝经》《四书》预固其根基，成人以后，放僻邪侈，流极不知何底”[2]746，主张小学课本仍当以中学为根本。因此接下来在确定翻译哪些西学教材时，决心“专取其文部所定教员所授之本，咫闻杂学概不兼收”[2]746，从而实现以西学辅助中学的根本目的。这一宗旨在译书院制定的译书规划中也得到了具体落实。教员白作霖受命编译教材时，就提出“拟参仿彼中探迹国法论与国法各论之意，仿英国宪法之史之例，再略依其立法、行政等部别，采中国古来法制，撮要为之，俾略识本邦政法沿革之略”[4]62。简言之，只有融合了西政西法和中国已有法制的教材方能为学生所用。

而译书院所译教材囊括了公学各院学生所需。南洋公学分设师范院、外院(小学)、中院(中学)和上院(大学)。其中外院阶段的学习，在公学创办人看来尤为重要。盛宣怀强调“蒙养正则圣功始”[2]612，认为办好师范、小学，是“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2]612，因此对小学教材尤为重视，主持翻译了历史、地理、算术等读本。其中最为后世称道的则是《蒙学课本》一书。该教材被视为晚清最早由国人自编的新式教科书。虽名为“自编”，实际上“大半译自西书，略加点窜”[12]541。全书以德育为重，翻译的同时结合晚清时势，对学生进行知耻、爱国等教育。智育教育则从识字开始，再辅以短文阐释字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生理、卫生、饮食等各个方面。公学希望藉此造就出既不“懵于经史大义之根底”，又不迷于“章句咕哔之迂途”[2]612的新型人才。

其次，为配合公学培养政治家这一宗旨[4]36，译书院还翻译了大量政法类书籍作中院、上院及师范院学生教材用。白作霖在与盛宣怀商讨课程设置时，提出师法日本研究政治学的程序，即“(其)序由历史为之基，自古而迄最近，乃终以文明史、社会学，使其融化事实；次乃及国家国法等学；再次各国法制；而本邦宪法、行政等，以公法法理等学辅焉；终之以统计、美辞、论理诸学”[4]55，同时翻译以上各类书籍，供公学学生使用。译书院后来翻译的如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图雷尔的《英国枢政治》、韦尔生的《政群源流考》以及《日本近政史》《欧洲全史》《英国会典考》《美国宪法史》等，一方面配合了晚清新政运动，另一方面也是公学教材翻译方针得以落实的结果。此外，公学负责人还期望通过翻译政法类教材达到纠偏时弊的目的。白作霖这样总结其时国人对西政西法的了解：“晚近恶习，既未知外国政法何等，动辄挟其耳学，以为平权自由；欲稍折以情理之乎，辄诟为迂腐旧说，坐其不知，实际徒赴会于近似，以为便己之资。”[4]55在他看来，时人所言的平权自由，实由对外国政法一知半解所致。为了让学生免受上述恶习的影响，他提出因而导之，通过翻译西方政学书籍以匡正言论[4]55。

最后，译书院所译教材还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公学自身的问题，盛宣怀还打算推而广之，作各省学堂教材。他这样讲道：“臣今所译为学堂计，以外国寻常小学校高等小学校课本，备将来各省小学堂之用，以外国寻常中学校高等中学校课本，备将来各省中学校之用。”[2]746有关译书院教材是否为其他学校沿用的史实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至少就立意而言，译书院将自身的翻译活动和晚清的兴学运动结合了起来，这也就决定了其所译西书无论在内容还是门类上必然总体反映了新式教育的主张和需求。因此，即便译书院翻译的教材未能成为其他新式学堂的教科书，其为后来教科书的编纂提供了参考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六、结语

1902年盛宣怀谈到译书院将翻译日本译自德国的西政书籍以为晚清新政提供参考时，称译书院的译书“得尺得寸，为旱年一溉之计”[2]746。实际上，从前文的分析可看出，不仅政法类书籍的翻译如此，其他如兵书、教材等的翻译，也都为急需输入西学新知的晚清社会做出了及时、实在的贡献。尽管身为洋务官僚的盛宣怀在政治上存有难以克服的局限；尽管“中体西用”这一指导思想从学理上而言是否合理，学界还颇有争议，但译书院事实上为建立晚清新式陆军、推行新政运动、培养新型人才以及推进近代翻译事业所做出的成绩，仍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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