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劲

(大连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8）

从分工到团结:对涂尔干职业群体观念的AGIL分析

赵劲

(大连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8）

为探究中国转型期社会、道德领域失范问题，借助帕森斯AGIL框架，分析涂尔干各时期著作中对职业群体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述。分析认为:现代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在分工的基础上，个体性趋向普遍性，但国家与个人过于疏远造成社会失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设立中介组织——职业群体。

涂尔干;分工;职业群体;有机团结

涂尔干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学教授、第一本社会学杂志和第一家社会学协会的创立者。他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甚至成为法国中学德育教材，这得益于其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严谨的科学方法。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明确将社会学主旨界定为“医治社会疾病，促进社会健康”，分析其思想核心，对解决当前中国转型期的若干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一、分工的问题

《社会分工论》是涂尔干第一部著作。在此著作中，涂尔干通过对分工功能、原因的分析，表达了对社会秩序问题的思考。这集中反映在涂尔干对分工的矛盾态度上:他在文章开篇阐述了分工的诸多功能，但在结尾又表达了对分工的担忧，这种矛盾态度展现在个体与社会2个方面。

第一，分工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在《社会分工论》第1卷中，涂尔干认为分工减少社会成员的相似性，社会联系的纽带由压制性法律转为恢复性法律。前者对人身的限制很多，而后者主要是针对物的规定，从人身限制到重视物权，体现出对人格的尊重。因此不管是对个体消极限制的减少还是对积极保护的增加，都有利于个体的发展。与之相反，在《社会分工论》的第3卷中，涂尔干认为分工使人越来越专业化，分工越细，人就越被限制在狭窄的领域中，随着技术、社会的进步，人也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环节，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这种异化状态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社会分工对社会团结有何影响?在《社会分工论》第1卷中，涂尔干提出以环节社会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看似牢固，但刚性结构容易断裂，其成员轻而易举地通过迁徙等方式摆脱氏族的控制［1］。而社会分工减少相似性，表面减少了约束，但个人承担自己的部分职能，与他人、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从中央政府到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也大量增加，社会团结的基础从环节社会过渡到组织社会。但在《社会分工论》第3卷中，涂尔干提出失范的分工，也就是分工瓦解了机械团结，但此时有机团结并不能马上实现。集体意识衰落，社会就会陷入混乱，这可以通过破产增加、劳资冲突，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体现出来。为此，涂尔干甚至提倡加强政府集权，因为相比集权的约束，无政府状态、社会混乱更让人难以接受。

总之，涂尔干对分工持矛盾的态度，《社会分工论》的中文译者将这一矛盾称为涂尔干思想的困境，但我们从中更能看出涂尔干思考的严谨。《社会分工论》第1版序言和第2版序言的变化便体现了涂尔干思想的发展，第1版更多的是对社会失范的困惑和担忧，第2版对职业群体的长篇论述，表明他对这些困惑有了答案，那就是发挥职业群体的作用，重塑集体意识，重建社会秩序。

二、对涂尔干职业群体观念的AGIL分析

AGIL框架是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基础。其基本观点是:无论整个社会行动系统，还是家庭、社群、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等，都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结构，这些结构在其运行中既要求着、也发挥着某种特定功能，把这些结构概括出来，就建立了一种关于一般系统的结构功能框架——AGIL框架。虽然帕森斯的理论因其晦涩、保守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AGIL框架作为一种工具，对人们进行社会分析却大有帮助。借助AGIL框架将涂尔干散见于各著作中对职业群体的论述整理出来，可以清楚看到职业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为进一步的理论思考打下基础。

(一)经济上的契约公正

适应，即社会系统对环境的适应功能，动物通过消化系统吸取能量，社会同周围环境具有多层面的能量交换，其中经济系统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而现代社会分工发达，可以说经济系统建立在交换关系上。像古代民族没有共同信仰就无法生存一样，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主要就是契约公正。

1．契约的基础

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论文集中，涂尔干论述了契约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血缘盟约到交纳抵押物的物权契约，再到包含宣誓、按手礼等形式的要式契约，发展到单凭意志宣布的合意契约。从根本上说，每一次契约都是相互妥协的结果，但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离不开契约，每一次都需要明争暗斗，使人筋疲力尽，因此就需要契约法来降低交易成本。它根源于图腾、宗教等传统，是复杂经验的结果，规定了人们缔结契约的责任和义务，并具有强制性。但法律有组织的规定总是有限的，而社会领域却是无限广阔的，因此法律之外还存在着道德的压力，也就是说契约要符合社会的要求，比如契约应是公平的，契约不能使社会受到损害等等。这种道德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如果违背了这种社会感情，契约也会失掉自己的价值。

法律和道德在此的作用可以通过生物学的类比表现出来，就像有机体在脑脊系统之外还存在着交感神经系统，使内脏活动形成自然协调。人类社会在政府即法规这一大脑之外，也需要自己的交感神经系统，把各部分组织起来，根据市场信息发挥调整刺激的能力，在正式契约之外建立和谐的自由契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社会有效运转，“如果说行政法、契约法是社会的脑脊系统，那使社会各职能之间形成和谐运作关系的交感神经系统就是行业公会”［1］。

2．契约公正需要反对继承制度

纵观契约的发展历程，合意契约这一形式最简化，对道德的要求也最高。这也预示着从合意契约中将发展出公平契约，即个人财产应该与他为社会提供的服务相对应，只有当使人们分化的经济不平等全部来源于不相等的服务时，这种财产才得到承认。

为实现公平契约，需要发展人们的财产道德，这种发展有一个根本的障碍，即继承制度。继承制度造成了人生而贵贱有别的状况。以生存为目的的阶级一定会不惜代价，使自己的服务可以让另一方接受，而另一个阶级可以没有这些服务，因为其可以依赖特有的资源。如今，职位、头衔或官爵等地位的继承已被推翻，但财产继承仍被人们所认可，这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共同占有制的存续。但实际上，个人财产是一种以个人为始终的财产，财产继承制是与个人主义精神相违背的。如果财产继承需要废除，那么每一代人留下的无主财富由谁来继承呢?人们不能把如此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而应把这些财富分配给个人。这种分配任务应由谁来行使呢?家庭正处于分解之中，并远离经济事务，宗教组织早已失去其权威，惟有职业群体能胜任这项工作，因为它们结构完备，能处理特殊利益，也能伸展到国家的各个地区，并与个人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它们能够满足财产继承人和分配人的所有条件［2］。

(二)政治上的关系制衡

目标达到，即为社会系统确立总目标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实现主要依靠社会的政治系统。涂尔干在经济领域推崇契约公正，但在政治领域不赞成契约论，因为分工之后，“社会生活只能在直接的逼迫下，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组织起来，而不能参照人们用智识预先勾画的蓝图”［1］。这反映出涂尔干的社会客观论思想，因此要发挥政治系统确立目标的功能，不管采取何种政体形式，关键是要处理好社会基础和各种关系。

历史的发展相继抛弃了一系列旧的社会组织形式，从原子式的个人到家庭、氏族、地方团体，再到国家，人们的交往范围越来越大，社会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具有普遍性，最终在法国大革命中打破了旧的社会组织，国家成为唯一保存下来的力量。但国家范围扩大，在它面前只有数量不定的无数个人，由此不得不承担不适合于它的职责。同时，个人离国家很远，只能隐隐约约和断断续续地受其影响，不可避免地陷入利己主义或放纵自己。因此，需要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设置中间机构，一方面约束个人，另一方面监督政府，同时政府也应对该机构有所约束，在三者之间形成制衡。

另外，分工的发展、交往的扩大使个体性趋于普遍性，政府成为社会的大脑，其职能覆盖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政府要替社会思考，制定方向和目标。如何使政府既能了解民众的意见，又能有自己清晰的意识，恰当的政体就很重要。按照近来推崇的直接民主，国家与个人组成的群众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但如此一来，选民们所使用的强制委托权使代表几乎完全忠实地贯彻委托人的观点，使国家只能发现大多数人普遍的观念和意志，那实际上对社会没有什么帮助。因此涂尔干主张议会的成员应至少通过2个阶段选举产生，由此设置的中介并不会束缚政府的手脚，也不会割断议会与民众的联系，使个人与国家之间尽可能达成和谐状态。这一中介机构地方性团体由于现代社会人口的流动性已不能胜任，职业群体由于与个人的紧密关系有望成为未来政治代表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因为现代人不论身处何地，有何个性，都离不开一定的职业，必须身处于一定的职业群体中，新组建的职业群体完全可以承担个人与国家之间中介的角色，如果早先民主制建立在地方分权之上，那么现代民主制就要以专业分权为基础。

(三)社会上的伦理约束

整合，即协调社会系统各部分，使它们达到某种程度的团结。有机体的循环系统使各器官之间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来说，法律、风俗、伦理道德等也担负着维持社会整合的作用。

1．职业伦理可以避免社会失范

涂尔干认为，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经济事务主宰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但这种环境的道德色彩不浓，人们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规范可循，公民道德也随之下降。这是现代社会失范的病症，要治愈失范状态，就必须建立一个群体，然后建立一套规范体系，从而对个人加以限制。这一形态就是职业群体，它与经济活动关系紧密，由从事同一种工业生产、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人们所构成，它的主要作用在过去和将来都是调节社会职能。

一般而言，自从有了贸易就有了法人团体。在罗马帝国时期，职业社团由于皇帝的强制推行得以发展，但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职业社团也就不复存在。在11、12世纪，职业团体随着商业、工业的发展得以复活。但到了18、19世纪，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它的活动领域不限于特定的地区，成员可以来自四面八方，这样以地方生活为基础的法人团体已经不再适用，而法人团体也缺少足够的灵活性，没有认同出现的新生活，所以生活就抛弃了它。现在，面对社会失范的病症，当国家、家庭都难以发挥作用时，人们必须重新审视法人团体的作用。第一，法人团体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囿于城镇的工匠阶层，不能适应国家市场的需要。因此只要法人团体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建立全国的统一组织，它依然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业种类制定相应的法规，同一地区的同种工业工人也可以根据各地区的需要提出特殊规范。这样经济活动既得到了规定，又没有失去多样性。第二，受习惯的约束，以往的法人团体带有狭隘的自治性质，与日新月异的大工业是不相适应的。但国家范围的法人团体，由于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内在因素相互影响，可以进行自我更新，能够与各种需要和观念相协调。第三，法人团体除具有纯粹的职业功能、规定成员生活的道德权威外，还可以散发集体的温暖，为每一个成员提供生机勃勃的生活，使娱乐与严肃的生活并行发展，起到调剂生活和弥补生活的作用。

2．职业群体可以预防自杀

自杀是对社会团结最极端的破坏方式。什么是自杀、人为什么自杀、如何防止自杀?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他反驳了对自杀原因的个体主义解释，然后着重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概括了3种自杀类型。第一种是利己主义自杀，这种自杀源于一种忧伤，因为个人社会的一面动摇，看不到任何可以追求的目标，从而使人和社会的纽带松弛，人和生命的纽带也就松弛了。第二种是与之相反的利他主义自杀，它同样源于一种现世的忧郁，这种忧郁是因为与社会融为一体，从而有一个目标，但不在今生今世，由于模糊预感来世前景的美好，隐含着兴奋和急切满足的冲动，并且以激烈的行动表现出来。第三种是随着社会变迁，由社会混乱引起的自杀，它包括经济混乱引起的自杀和家庭混乱引起的自杀。

这3种自杀类型有着同源关系，都是由于社会没有起到适当作用。因此，预防自杀的唯一办法是使多种社会群体具有足够的稳定性。而鉴于现代社会利己主义和失范性自杀增多，什么团体最适合于使人们恢复有益的团结一致感就是重中之重。在家庭、教会、政府等诸群体中，能担此任的只能是职业群体。这是因为:第一，行会有利于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因为与其他群体相比，行会在时空上与人们更密切;同时在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体里，社会利益总是高于个人利益，因此行会可以成为一种集体人格;第二，集体人格能起到约束作用，从而调节人们的心理，对个人加以限制，实现个人与社会间的均衡;第三，行会还有利于婚姻稳固，因为特定的行会组织使男女同样参与社会，减少了社会性别的差异，使二者同样受到婚姻的保护，进而对家庭起到防护作用。

(四)文化上的范畴综合

潜在的模式维持，即根据某些规范与原则，维持系统行动秩序与活动方式连续性的功能。对动物来说，通过生殖作用可将机能遗传给后代，并且通过类的繁衍维持种族延续。人类除了生殖作用以外，还有文化的传承作用。在所有的文化类型中，宗教发挥着重要、持久的作用，因此分析宗教的本质对于探索人类文明的延续意义重大。而要认清宗教的本质就应溯本清源，在宗教起源处进行分析。

在宗教起源方面，涂尔干首先反驳了泛灵论和自然崇拜说，因为泛灵论的“荒谬”无法解释宗教的持续性，而自然崇拜因其对象往往是一些卑微的动植物，无法说明宗教的强制力。在这2种学说之前，宗教还有一种更早的形式，即图腾制度。通过对澳洲图腾制度的细致描述，涂尔干认为图腾是一种象征，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力的观念，这种力远在个人之上，又能作用于个人，并周期性地发挥作用，如此形式的力就是集体力，这种集体力源于定期集会的社会本身。

除了是一套信仰体系之外，图腾还有一系列的仪式。这些仪式一方面使图腾具有了现实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人们观念的起源，从中演化出一系列范畴体系。比如，苦行仪式要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是由于图腾力的传染性需要维持神圣与凡俗的界限，这就使人们产生了时空观念;祭祀仪式周期循环，是为了维持社会的持续性，使人们产生了类的观念;模仿仪式反映出一种因果观念;表现仪式除了具有道德意义外，还通过节日的形式具有娱乐功能;禳解仪式具有心理慰藉作用。总之，从对图腾信仰的分析可以看出宗教的本质是社会;从对图腾仪式的分析可以得出宗教中包含着逻辑观念。宗教是一套信仰体系，也是逻辑体系，二者都源于宗教的社会本质。

随着宗教内涵的逐步展开，社会也表现出相应的发展阶段。正如孔德根据知识类型变化将社会发展分成3个阶段:第一，军事时期崇拜外在的神秘力量，相应社会形态是氏族、部落;第二，形而上学时期以法律为普遍原则，外在社会形态是民族国家;第三，工业时期对自然的开发代替了人与人或民族与民族间的争夺，公司、企业成为社会的基础。为此，涂尔干预言，随着诸范畴的综合，分化的宗教、道德和科学将以社会为基础走向人学的统一。那这种知识类型的外在社会形态又会是什么呢?如果说孔德以欧洲为范围、以爱为纽带的“人道教”在当时还受到嘲笑，涂尔干对跨民族国家的人类道德还存在犹疑，那么现在随着许多全球性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人们可设想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一系列协会之上的。这些协会超越了国家的界限，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兴趣等组织起来，有共同的信念、特定的仪典，充分发展个性，不断创造文明，而又代代传承，在这样的组织中，跨国联合的职业协会将成为主要形式。

三、有机团结的自由秩序

涂尔干学术思想是从论述社会分工开始的。分工能提高效率、促进幸福，但也容易产生强制性分工、导致社会失范等问题，如何扬长避短，实现分工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是涂尔干思考的核心。而有机团结正是涂尔干思考的“终极”，从字面上看这一名词是矛盾的。有机对个人来说意味着自由;团结对社会来说代表良好的秩序。但正如本文第一节提到的那2个问题: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对立的双方如何能够融合在一起?在此，体现了涂尔干辩证法的思想，黑格尔把一切理性的东西都看作是三重推论，并强调中项的作用。其中，客观精神是主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中介，客观精神包括法、道德、伦理3个部分，伦理又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3个阶段。家庭是一个人格，意味着个别性;国家在立法权上达到普遍性;而市民社会是个人的聚集，是个人与国家的中介，是个体性与普遍性中间的特殊性［3］。因此，在现代社会个性张扬、国家彰显的情况下，作为中介的市民社会也应得到发展。

从个人到社会，从自由到秩序，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这中间都需要一个过渡，能承担这一中介作用的机制就是职业群体。职业群体一方面连着个人，可以为其提供经济援助、政治方向、社会支持、心理慰藉等;另一方面连着社会，可以树立集体人格，用职业伦理对个人加以约束，并且为文化传承奠定基础。

此外，从本文第二节政治部分对职业群体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出，它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并且在本文第二部分社会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职业群体也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这中间出现的道德缺失、社会失范等问题也是过渡时期的特定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没有必要恢复过时的、仅仅体现生活目标表面现象的社会形态，也没有必要创造全新的、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形态，应该在过去的形态中寻找新生活的萌芽并促使其开花结果”［4］。能担此任的社会形态就是职业群体，职业群体是个人与国家的中介，是自由与秩序的保证，是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同样，经过历史的演变，职业群体也处于调整时期，人们应对职业群体加以改造，扩大职业群体的基础，促进职业群体的发展，实现职业群体与社会的同步提升［5］。

四、结语

涂尔干生活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人们处于旧王朝时代的精神和法国革命传统的分裂中，在思想上纠结于“要上帝还是要社会”?面对混乱，涂尔干立足实证，提出天主与社会之间实际上没什么区别，首要的是为社会确立一定的准则，从而在二元对立中重建社会的协调一致。为此，他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强调职业群体的作用，在科学与宗教之间注重道德权威;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强调社群主义。涂尔干的“均衡”思想被批评为保守主义，但正如他为社会学确立了严格的方法并一以贯之，他在社会领域的观点是建立在学术判断之上的。如今，涂尔干的社会主张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现实意义，而他的思想已成为社会科学共通的精神食粮，如果说他不是我们的父辈，则应当是我们的祖辈。

［1］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2］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杨祖陶．译者导言［C］//黑格尔．精神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25．

［4］涂尔干．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From division of labor to unity:on AGIL analysis for Durkheim occupation group idea

ZHAO Jin
(School of Management，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Dalian 116028，Liaoning，Chin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breaching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morality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the author，with the Parson's the AGIL framework，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writings of Durkheim in each period o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occupational groups．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n the modern society is due to the basi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and individuals trend of universality．Besides，being too remote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s may also cause social anomaly．To solve the problem，an intermediary body:occupationel group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 should be set up．

Durkheim;division of labor;professional groups;organic unity

C91-03

A

1671-6248(2012)02-0116-05

2011-11-11

赵劲(1982-)，男，山东费县人，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