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剑侠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号称“东方泰晤士报”的上海《时报》，在辛亥前后中国舆论界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影响甚大，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大篇幅引用了胡适的一篇回忆性文章《十七年的回顾》加以佐证。但当前国内学界对《时报》的研究，多注重其在新闻业务上的革新举措，而忽略其在清末的政治变革和民众动员中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晚清报刊与公共领域研究的兴起，新文化史的研究者借助“公共空间”、“中间地带”等理论框架，开始关注这份报纸与清末改良主义政治文化的关系。［1］但是，如若仔细考察《时报》文本，翻检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的相关史料和研究著述，不难发现《时报》虽系政治改良主义的立宪派之喉舌机关，但它在大力宣传立宪的同时，又对清廷的腐败专制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革命予以同情、支持甚而鼓吹，甚至被黄炎培等革命党人视为同盟。这种游走于立宪和革命之间的政治立场，是报刊史惯常使用的改良/革命二元叙述框架所无法解释的。细究其中原因，与其编辑部主要成员——狄楚青、雷奋、陈冷、包天笑、史量才——的生平经历、私谊网络和政治参与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力图呈现《时报》编辑部在立宪和革命之间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动态过程，有助于今人更好地理解晚清以来报刊、报人和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这一互动对报人自我认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