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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女”到“女神”
——试析郭沫若《女神》中女神形象的转型

2012-03-31粟斌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期

粟 斌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在对于郭沫若诗集《女神》的意象进行研究的论文中,关于其中诸如凤凰、天狗、煤、太阳、大海以及其他个体性意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对于作为中心意象的“女神”的关注明显逊色,所据往往是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中所引用歌德的诗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作为有关的说明,还有一些研究将女神意象与其他意象放在并列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作为中心意象的重要意义。今天,重新回顾九十年前由《女神》所带来的这一场新诗风暴,探索《女神》得到时代认可的原因,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诗集中作为中心意象的“女神”,在贯连起新旧文化之间的联系,并诱发时代性的诗情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 唤起新诗与古典文化精神的联系

文学意象的审美接受,首先是对其载体也即文学语言符号进行的认知活动,这也是一个从词语的表层线性结构中探索深层命意的充满着积极思维特征的心理活动过程。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的生命体现在意象层中,接受者在阅读中的审美对象,不仅仅是白纸上的黑字,也是“呈现在自己感觉中的、由作品三个语言学层次激活的意象。”[1]经由词语表象的刺激,语言描绘能够对词语的接受者唤起相应的想象,进而呼应起接受者的深层语言心理结构,使该词语与有关意象发生相互的作用。在“女神”一词中,“女”与“神”两字都具有单独表意功能,可以组合为“女神”,也可组合为“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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