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伟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一

在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进行的研究之中，我们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性的基础研究，即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进行一个整体性描绘与把握。无须讳言，这一工作颇具难度，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作极富宏观的梳理。我们选择的具体做法是，基于一个特定的视域——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进行语言学基础和雅俗格局视角的考察，期望能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勾勒。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处于一种“杂文学观”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般应用文与“纯文学”的分野。可比较今人的“文学”概念，一般认为“文学”是“文学艺术”，似乎表明它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而不是一种文章学问。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的非独立性，反而使得它在语言文字上带来审美的泛化。在很大程度上，今人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描绘，实质上就等同于对中国古代书面体系的描绘。因为在古人眼里，能够称为“文学”的语言必然是以典雅的文言为基础的，并且它的功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往往审美功能与其他功能混淆不分。如周祖谟的看法：“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学语言，换句话来说，就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大众诗歌创作的语言，它不仅为文学服务，而且为一般的文牍和政治、历史、哲学、科学方面的著作服务。”[1]

先来看一种西方语言文字观，即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