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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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论道：“碑志之文，韩愈事多实叙而驰以奇，乃用太史公之传体；宗元语虚而凝以骈，厥承蔡伯喈之碑志。”［1］（P390）“尚奇”作为韩愈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不仅仅表现在其一般的诗文上，还表现在墓碑志散文上。

一、谋篇布局之奇

韩愈的碑志谋篇布局体现出“奇”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结构形式上。他注重根据墓主身份个性差异来布局谋篇，这就打破了碑志先叙述墓主世系、仕历，最后才作铭颂的固有模式。如《施先生墓铭》，为了说明施先生乃是深受学经者崇敬的经学家这一身份，韩愈就先用“辞”作了赞颂，再叙述其世系和仕历，这就一反碑志先叙祖德、世荫，再写墓主仕历、生平，最后夸赞德行的固有格式。正如清人林云铭所评：“此自首至尾，步步倒写文字也。读来却是一气呵成，不可以常格论。”这就是说，韩愈在创作碑志文的时候，颠倒了常规顺序，乃是超常之体，故不能不谓之“奇”。曾国藩说：“或先叙世系而后铭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后及世系，或有志无诗，或有诗无志。皆韩公创法，后来文家踵之，遂援为金石定例。究之，深乎文者乃可与言例，精于例者仍未必知文也。”［2］（P350）再如《登封县尉卢殷墓志》，也是一改碑志的固有格式，开头没有叙述碑主世系和仕历，结尾也无铭颂，仅叙其为文、作诗、读书最后饥寒而死的经历和遭遇，可见其布局谋篇因人而异，创出奇格。至于《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则尤其称得上是碑志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