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越中复兴: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后社会主义”特征
2012-03-31王木森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4期
王木森
(1.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2.中共宁海县委党校,浙江 宁海 315600)
伴随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的高反思化、全球化,人类陷入了后传统性、不确定性。诞生于现代性的主流意识形态陈腐、枯竭,尤其是1989年东欧巨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革命社会主义终结、议会社会主义危机,自由民主制的资本主义成为没有敌人的“别无选择”。所有这些被与贝克、鲍曼并驾齐驱的当代著名三大社会学家之一的吉登斯称为:“21世纪是‘后社会主义时代’”,即用伦理社会主义规训经济资本主义的世界。至此,吉登斯开始了从社会学向政治哲学的开疆拓土。他坚持超越政治的基本价值,进行左右对话,达至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偏左位置,实现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在目的,并使其现代化,建构“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对“现代性的后果”,并为左派政治实践提供一个超越老左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框架。故而,超越中复兴被吉登斯刻定为“第三条道路”政治鲜明的“后社会主义”特征。
一、超越:“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价值
价值理性是逻辑建构的前提。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接受了‘1989年及其之后’的逻辑,即在当代政治中,左和右在许多方面仍然有效,但同时还有许多议题和问题无法用左和右的立场加以阐明”[1],只能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因此,在化解后传统社会的不确定风险中,吉登斯建构后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必须扬弃传统左与右,同时超越左与右,所以,“超越”是建构“第三条道路”政治的基本前提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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