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剑

(1.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2.美国康奈尔大学 比较文学系，纽约州 伊萨卡 NY14853)

由于地理环境与生俱来对自然的依赖，人类对它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说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很多学者看来，“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因素是生态环境，也可以说是地理环境”［1］。因此，中西方人在与自然地理互动的历史过程中都通过不断地观察、总结和积累发展出与其自身生存环境相应的地理学。相比而言，“在中世纪的早期，中国人曾一度遥遥领先。从汉到唐的这一段时间里，西方在地理学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中国。到了宋代，除阿拉伯外，也仍然不能和中国相比”［2］。但由于古代地域的阻隔，往来交通不便，中国的地理学并未大规模地向西方传播。倒是近代以来，由于其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航海技术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西方人通过地理大发现率先扩大了生存空间，扩展了对世界地理的认识范围。相比科学技术武装下的西方近代地理学体系，中国传统地理学越发显得封闭而狭隘。

明代中期以降，随着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作为其概念表征的新术语，诸如“地球”、“半球”、“赤道”、“南极”、“北极”、“热带”、“寒带”、“经线”、“纬线”、“大洋”、“大洲”等大量地理学词汇也通过翻译为媒介在汉语语言系统中生成［3］。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眼里的世界图景:中国传统的以华夏为中心向四夷辐射的文化圈“天下观”被主权国家平等并立的“世界观”所取代，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国”、“万国”和“国际”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