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义成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2012年7月12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公布了10年研究的初步成果，表明已建立起各地区公元前3500年后中华文明源头的考古文化年代序列，其中名列首位的中华文明源头是辽西牛河梁遗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未受到足够重视［1］。本文为表异议而撰。

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苏秉琦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曾风趣地用“泰山”代指山东苏北龙山文化，用“华山”代指关中、豫西和晋南一带的仰韶文化，说山西陶寺文化是此二“山”加“北方”3个“根”的结合体，此“北方”是指包括牛河梁遗址在内的燕山之北红山文化［2］。本文副标题中“三山”即借用苏老此语，确指中国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聚落考古文化研究中大体同时的这3个北方地区;“一水”是指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文化，如良渚文化等。它的发展水平很高，但鉴于其在时间上显然远后于“三山”［1］，故本文存而不论。而“三山”均被不同考古学家在共认“中华文明多源论”的前提下，分别视为中华文明首源，其中，苏老和他的学生郭大顺教授是“红山派”代表者［2-3］;李学勤教授和王震中研究员是广义的“龙山派”(包括河南)代表者［4］;当年发现豫西仰韶村遗址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已作古的一些老一辈考古学家，则是“华山派”［2］。目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陕西考古学家石兴邦研究员和张天恩研究员也是“华山派”代表者［5-7］，并力主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在西安，可视为“华山派”中的“西安派”，“华山派”中的“河南派”如今也颇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