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宗

(国防科技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72)

我也是一位钱学森的崇敬者，小学高年级时适逢钱学森归国，通过师长和报纸的介绍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他于是成了我最早的偶像级科学家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后，在校园里能经常见到钱学森先生，有一次他作了一场才情洋溢、风趣横生的报告，对我影响甚巨，以至于从此一直关注他的文章和讲话，并悄悄去旁听他的讲课。1981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是钱学森先生推荐我到国防科技大学工作，我的一些论文、著作曾寄给钱先生请教，他也给我回过两封信。由于从事的专业是科技哲学，因而还从专业视角研究过钱学森先生的贡献和思想，在教学中钱学森先生是我最喜欢讲述的科学家之一。虽然钱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却从未写过纪念他的文章，正打算为钱先生诞辰100周年写些纪念文字时，读到了叶永烈先生发表在《南方周末》(2011.3.3)的长文，深受触动与启发，激发我也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但基旨与叶永烈先生不太相同，不想写成为尊者讳的辩护文章，当然也不会写出求全责备的批判之作，而力求通过这篇短文，表达让钱学森先生的形象返朴归真的愿望。

一、自相矛盾的资料考证

叶永烈先生的长文《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以下简称叶文)，一如既往反映出叶先生的勤奋与机敏，凡想深入了解这一问题或研究钱学森的人均能从中获得有益的信息与启示，我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钱学森思想的一员深表敬佩与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