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但是消费率却越来越低。着眼于我国中长期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尽快扭转投资消费失衡，形成消费主导新格局，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的战略选择；既是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走向消费主导是重大的战略选择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我国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需要尽快破题的重大战略课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转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走向消费主导，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我国的实践看，只有消费主导有实质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

1、增长前景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使保增长成为短期政策的重点之一。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如何把短期投资有机地融入到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中，在短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中长期消费的潜力释放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客观地说，投资能否融入消费，扩大投资能否适应消费主导的趋势，决定了我国增长的前景。

2、结构调整的关键是解决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我国仍然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过渡性体制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还相当突出，集中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上。2001—2010年，投资率从36.5%持续提高到48.6%；而消费率则从61.4%持续下降到47.4%。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进一步恶化包括产业、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对我国结构调整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是调整产业结构要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需求与消费决定供给，消费需求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当前，在我国的消费结构中，发展型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全面快速增长，对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重化工业投资相对空间越来越小。如果能够顺应消费结构变化，加快促进服务业发展，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就能使短期投资有效地融入到中长期消费中，使无效投资大大减少。二是技术结构升级取决于消费主导的基本进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活力来源于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需要建立在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基础上。全球几次大的工业革命，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未来5—10年推进我国的创新进程，重点在于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推进需求导向的技术结构升级，在消费主导中真正使创新成为发展的最大活力。三是城乡结构调整，重在改变投资消费结构。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根源在于投资主导的模式内生地倾向于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城市，导致城乡投资差距不断扩大。调整城乡结构，重在改变城市偏好的投资，把农村投资融入农村消费中，有效地释放巨大的农村消费潜力。

3、走向共同富裕需要实现消费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缩小消费水平差距，实现消费公平。一是缩小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差距。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13471.45元，其中最高10%收入户与最低10%收入户的消费分别为31761.6元和5471.84元，差距达到5.8∶1。空调、淋浴热水器、消毒碗柜、照相机等在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最高10%收入户与最低10%收入户消费差距均超过4∶1。缩小贫富差距，最终要体现为消费差距的缩小，尤其是耐用品消费量差距的逐步缩小。二是缩小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保持在3.6—3.7∶1的高位，持续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整城乡结构，就是要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为目标，实现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使中国农村这个“世界消费版图上的最大亮点”真正亮起来。三是缩小区域消费水平差距。2010年超过全国城镇平均消费水平（13471.45元）的省份仅有8个。其中最高的上海（23200.4元）与最低的青海（9613.79元），消费差距达到2.41∶1，超过两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3∶1的差距。缩小区域差距，途径是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基本目标是缩小区域消费水平差距，使广大中西地区潜在消费需求全面释放出来。四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均衡消费。这些年来，我国奢侈品消费增长过快，2011年我国奢侈品市场占全球份额的28%，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与此同时，居民一般消费增长速度远低于奢侈品消费增长。其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基尼系数过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要服务于消费主导的基本趋势，在适度控制奢侈品消费的同时提高一般消费品增长速度。

二、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

1、内外环境变化倒逼消费主导。进入到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十多年来没有取得突破的消费主导战略再次凸显其重要性。一方面，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以投资为主要途径做大经济总量，空间越来越小，同时也很难适应新阶段发展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未来5—10年是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时期。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欧美经济不容乐观；旧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带来了诸如欧债危机等系统性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走向消费主导。

2、处于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期。我国地理空间大，人口基数大，制度改进的空间大。任何一项结构性调整和增量式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都足以产生巨大的消费规模，为走向消费主导提供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一是城市化发展空间。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进，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下去，城市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二是服务业发展空间。至今为止，我国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3%左右，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到位的话，服务业有可能提高15—20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四是社会消费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发展型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是一个中长期的客观趋势。随着社会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过去几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十一五”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从发展趋势看，未来5—10年社会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从15.7万亿元上升到30万亿元，以年均3万亿的规模增长。未来5—10年，我国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3、尽快明确消费主导的目标选择。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安排。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实现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2015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未来5年，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增长稳定的内生动力。第二步，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未来10年，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稳定的内生动力。

三、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应当说，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实现消费主导的条件，但这些年消费率不升反降，投资消费失衡日益突出，投资主导趋势还有强化趋势，使经济增长的不协调、不稳定性加大。根源在于体制转型滞后、政策调整滞后。

1、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绕开“低消费陷阱”。消费率长期走低，加大了产能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既影响短期经济增长，又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新阶段经济转型，要以拉动消费为战略重点，抓住城市化、服务业、中小企业等重点，有效避免“低消费陷阱”。一是推进消费主导的城市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关键是适应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推进相关体制改革和政策突破，尽快使城市化在建设消费大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重点是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摒除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化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形成新时期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二是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以农民工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社会公平与稳定发展。2011年，我国仍有2.5亿的农民工并未完全实现市民化，突出表现在户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二元化上。客观地说，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实现政策和体制的突破，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三是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市场领域，更多地用于做大GDP，这适应了生存型阶段的需求。但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仍然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一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四是走向消费主导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也是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就业的增长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增加社会服务供给。从这个角度看，中小企业是走向消费主导的主力军，需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要在金融、财政、开放等政策上予以更大支持，更要强化其发展的体制保障。

2、走向消费主导的社会转型，绕开“低福利陷阱”。走向消费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5—10年能否绕开“低福利陷阱”，实现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一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十一五”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但福利水平仍然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还远不是某些欧洲国家暴露出来的“高福利陷阱”的问题。避免“低福利陷阱”，是走向消费型社会必由之路。“十二五”如果能够在惠及13亿人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10—1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二是以民富优先为目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2001—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7%和7%，但消费率却从61.4%持续下降到47.4%。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同期财政收入21%的增长速度。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破题共同富裕，都要求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是加快消费型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重点。与生产型社会的社会管理不同，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要适应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把反映各方需求，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作为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方法，为走向消费型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3、走向消费主导的政府转型，绕开“增长主义陷阱”。增长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重要条件。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不可能在没有增长的条件下奢谈其他。但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不能代替一切，尤其是不能用阶段性的经济增长掩盖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增长，但不要“增长主义”。因此，走向消費主导，关键是政府发展理念要从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加快由增长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绕开“增长主义陷阱”。一是实现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改变增长主义，重在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从制度上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当前关键是要防止在市场危机时期采取的政府干预政策常态化，甚至把政府主导固化为“中国模式”；需要着力强化政府的中长期经济战略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实现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短期向管中长期、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管审批向管监管的转变，从制度上保障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二是中央地方关系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做大经济总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引导了地方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上，不仅容易引发投资膨胀，而且很难适应发展型新阶段社会需求的变化趋势。走向消费主导，重要的是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需求出发，尽快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规范中央地方关系。三是强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从增长主义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当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趋势。走向消费主导，推进全面转型，对强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提出新的要求。突出地表现在尽快扭转政府不同程度的自身利益倾向，强化其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保障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符合发展趋势的战略性规划。关键在于尽快确立消费主导的基本战略，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为未来10年、20年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