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林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语言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诗歌本体论的探讨贯穿西方文学历史的整个过程，对诗歌本质的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希腊柏拉图宣称诗歌是哲学理性的敌人，因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诗人遭到了放逐的命运。基督教文艺家德尔图良认为诗歌是误导人类信仰的顽疾，诗歌在中世纪被讨伐为“谬论的母亲”。文艺复兴时期，菲利普·西德尼在其《诗辩》中捍卫了诗歌本体论地位，认为诗歌是人类文明的源头，诗歌结合了哲学抽象和历史具体，从而诗歌胜于哲学和历史。启蒙主义时期，布瓦洛认为诗歌必须遵从古典，追随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形成了重视模仿古人、效法古典、皈依自然的诗歌创作原则。浪漫主义时期，华兹华斯在其《抒情歌谣》中说，诗人是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是随处都带着友谊和爱情的支持者和保护者，而雪莱在其《诗辩》中赞美诗歌是先知和立法者伟大思想的表达。象征主义代表马拉美宣称:“诗不是用思想写成的，而是用语词写成的。”［1］现代主义意象派诗人艾略特指出，诗歌本质上是意象的再现、情感的逃离，而非情感的外露。后现代的自白诗把诗歌视为传达自我心灵挣扎的窗口，而奥尔逊在《放射体诗歌》中认为诗是把诗人的“能”传递给读者的过程，因此诗是“能的结构”和“能的放射”，诗歌要以顺应呼吸的“音乐片语”代替传统诗律中的节拍，形式只是内容的延伸。

针对诗歌本体论的探讨，各个流派彼此批判，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