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瑞翠，王立河

（1．燕山大学外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2．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00）

工业革命使转型性成为19世纪英国社会主要特征，各种思想、概念内涵发生着急剧变换。小说作为该时期比其他任何有关人类经验的记载都更深刻、更早捕捉到问题意识的“史书”［1］，以私语化的“小叙事”撕开所谓正史的宏大叙事表层，先锋地书写压迫在人们心头的、对这些转换的复杂体验。作为19世纪英国社会论争焦点［2］的“慈善”也不例外地成为小说的书写对象。在其中我们能清晰认知到“慈善”概念语义内涵的转换过程。

一

作为基督教国家，英国慈善传统源远流长。但19世纪之前，慈善话语主要发生在乡村世界，且主要基于《伊丽莎白济贫法》（1601）和《斯品汉姆莱法》（1796）的封建家长制话语模式。在该模式中，经常会有某些地主、贵族把慈善当成身份义务，为彰显其高贵身份与仁慈，对教区内穷人布施，这一个别特征被不断重复化、类型化，形成群体性特征，即地主贵族喜欢对穷人布施，这一群体性征的高重复性实践促使其被语言化、背景化成为特征词汇——慈善，进而被语用法“固化”［3］，即只要“慈善”一词被激活，话语双方就会自动形成归约性认知框架：任何贵族都可能、应该会对穷人施行慈善，并促生有效救助结果。狄更斯作为该时期最强力文化代言人在20多年小说创作中一直不懈阐释着这一默认性框架推理。以其最全面、成熟探讨慈善真意的《远大前程》（又译《孤星血泪》）为例，虽然19世纪中期英国已进入典型工业社会，但在农村，传统慈善文化认知框架依然留存在人们的认知思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