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灏智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在被纳入“四书”经典结构之前，早已流传于世近千年之久。关键的是，四者的身份与地位也各不相同。从篇幅上看，《大学》与《中庸》甚至都不能被视为著作，它们被收入《礼记》中而随之流传，在唐代中期之前，单独关注过二者的人几乎微乎其微。而相较于“学庸”的落寞，“语孟”则荣膺殊荣。在汉文帝时，《论语》、《孟子》被立于学官、置“传记博士”，但旋即被“五经博士”所替代。至东汉时，《论语》由“传”升格为“经”，《孟子》虽仍属“传记”，但在《汉书·艺文志》中已被降为“诸子”。“语孟”二书一升一降的结局，也奠定了二书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的不同地位。据《经义考》，这一时期的“论语注解”约有七十余种，而对《孟子》的注释之作仅有晋人綦毋邃的《孟子注》（九卷），“孟学”一度中衰。这一情况直至唐代中叶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即《大学》和《中庸》被从《礼记》中撷取出来而独立成书，后与《论语》和《孟子》合称为“四书”。这一过程中思想脉络的演变对“四书”经典结构形成的影响，将是本文阐述的重点内容。

一、发轫期：韩愈的“道统论”与李翱的“复性说”

一般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学术的重要分水岭。早年，“唐宋变革论”曾在国内外学界拥有强势的话语。毋庸置疑的是，唐宋之际的思想变化实为剧烈，一种不同于汉唐儒学的“新儒学”开始在唐代中叶发轫，并在宋代盛行，这种“新儒学”就是后来的“理学”。重要的是，“四书”经典结构的开端也始自于此，韩愈为重要开端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