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私塾”虽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相对细微的组成部分，但却为塾师与外界进行交往的一个重要媒介。在由塾师、生徒与家主所构成的这一微观社会结构中，基于彼此间的利益需求与互动，确立起了以“师徒”关系为核心的彼此间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这一看似简单的微观社会交往关系，因礼法、世风等多种社会、情感因素的渗透，以及社会变迁的潜在影响，常常表现出更为复杂、生动的社会内涵。

一、“三尊”与“五大”：“师”之礼法地位

“尊师重道”，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虽然春秋、战国时代，百家分立，众说纷呈，但在“尊师”这一点上，各家却基本并无二致。不仅儒家倡导“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1]学记，道家也主张“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2]上。及至汉代，“尊师”与否，甚至成为士林评判“君子”、“小人”之别的一个标准所在，“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师而亲友”[3]卷六，师友部总论，贾谊：新书·师友上。

然而，在中国传统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秩序体系中，并没有“师”的明确位置，这也成为后世“礼法关系”争论中的一个焦点所在。早在宋代，朱熹就与其弟子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番垂询与论辩。虽然对于“五伦”之中“不及师”的问题，朱熹认为“师”与“友”同“义”，“师”实则是隐含于“友”之中的。但对于“五服”之中为何亦无“师”，他也显出了极其的矛盾与无奈，“问服中不及师，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