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雯雯

由于音乐批评在音乐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在建国初期，国家及各类研究机构都非常重视这个领域。这一时期先后发生过多次音乐思想的论争、艺术观念的碰撞，为当代中国音乐史留下了许多的思考。《人民音乐》在讨论的过程中既是观点的集中地，更是为各种观点的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一

在1949—1950年的关于“土洋唱法”的讨论中，就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中国唱法的问题。当时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比较强调地方色彩，认为民族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另一种则强调建立完整统一的唱法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持第一种观点者认为，“因各民族的社会基础及性质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斗争情况不同，因此各有各的民族形式。”[1]8“声乐较器乐更富于地方性，他的表现离不开语言，各民族各地区的语言不统一，各地的唱腔也就不一致，统一的‘民族形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8持第二种观点者认为，民间音乐“各自为政”的发展，是“极度紊乱的、散漫的”，各地人民难以沟通交流。“我们的祖国，虽然地大人多，但各地的人民性格——民族性格，确实有完整的统一性”，所以要把各地的戏曲、民谣“条理化、合一化”[1]8。对此音乐理论家李元庆则认为，西洋唱法的趋于统一得益于16世纪商业资本的发展，刺激了交通的发达，进而使文化得以交流。但是西洋唱法除共同点外，也还有其特点。而中国，过去因为交通不便，各地方言方音各有分歧，形成各地不同的地方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