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丹，张桂琴

战国时期，生活于江清水碧、层峦叠嶂中的楚地居民，在神怪观念和流行“巫风”的濡染熏陶下，形成了“其思甚幻”的浪漫主义风俗，这样的地域文化特色渗透到文学创作中，进入到楚地文学中的“物”便自然地具有了浓郁的人的情感特点。加之儒家文化的南下，《诗经》在无意识中所体现的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内在的某种关联与楚地的巫术思维方式相结合，便自然地形成了“感物而动”的情感活动模式，屈原的文学作品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典型代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在无辜流放的过程中，将个人难以释怀的复杂情感投射于自然外物，借“物”而“感”，推动了“物感”说的成熟与发展。

一

王国维《文学小言》中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外在自然景物与人内心的情感是中国文学所表现的两大重要内容，写景与抒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特指诗歌等以抒情为主的文学）重要的表达方式，“物感”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物感”说，无论从创作实践还是理论上看，都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流变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诗经》中，原始思维遵循着“万物有灵”的印记通过文字折射出来，将“物”与“感”朦胧地联系在了一起，“物感”就以无意识的态势呈现了出来，只是当时的“物”与“感”尚未形成明确的联系。春秋时期，“比德”式伦理教化理念的兴起，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心灵与大千世界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进一步将“物”与“感”之间的联系加以强化，为“物”、“感”之间的完美交融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对“物感”说的成型奠定了理论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