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关于中国银行业，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根据银监会在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商业银行去年净利润为10412亿元，比2010年增长36.34%，银行日均利润高达28.5亿元。但另一方面，中央汇金公司支持工商银行、建行和中国银行等将2011年分红比例继续下调5个百分点的决定。同时，它又在去年10月份股市低谷的时候入市干预，偏偏大幅增持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今后不排除银行“暴利”状态下依然向它们注资的情况。

从本质上讲，中国银行业近几年“暴利”的原因在于新增资产扩张过猛，比如银行业为了配合政府的救市行为，居然放出10万亿的信贷规模。而同时资产质量却是今天银行业的最大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银行利润膨胀、资产质量却不断恶化的并存格局，监管部门率先要建立起“逆周期”的调控思路。要在事前通过强化资本充足率、风险拨备等审慎性监管的手段，来有效抑制银行在业务“繁荣”阶段，盲目进行信贷扩张的行为。千万不能迷信抵押资产能够抗衡事后危机的“神奇力量”！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原因和银行业惨重的损失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而且，即使让银行实施再保守的压力测试，也不能解决由于抵押资产失去流动性后给银行的健康运作造成的巨大压力。我们也不能排除繁荣时期银行业急功近利的“近视眼”行为和由此带来的资产质量严重下滑的问题。所以，监管部门除了加大审慎性监管的力度之外，还应该在繁荣时期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分散银行业务增长过快形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当然，改变当前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的模式也是提高银行业抗衡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条件。若不重视改革的最优顺序和最佳时机，就很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尤其是中国的金融资源集中在银行业，它的动荡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目前要远远大于股市动荡带来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要强化中国银行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包括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合理的薪酬设计等；然后，需要建立“逆周期”的审慎性监管措施和提高有效监管的能力，避免“推波助澜”或“乘人之危”的“顺周期”监管方式和过度监管、牺牲效率的不良后果；接着，要在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和发展债券市场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要素价格的改革，鼓励健康的金融创新。最后，在恰当的时候，再向有资质的民资和外资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务，提高市场竞争的程度。这样的安排，有助于在优化中国银行业服务的过程中，将改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