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

长期以来，我们许多战略研究关注的都是大战略问题，如时代问题、和平崛起、大国兴衰等。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毋容置疑。但对一个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来说，仅停留在“大政方针”上的国际战略研究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家的现实需要。中国需要更加精细的国际战略研究。

在“大政方针”上，最高决策者会比较容易有正确的看法。反而在一些中层战略问题上（如压力外交、威慑、战略保证、联盟等），却需要一线人士去思考。一旦大政方针定下来，剩下的就是具体战略的形成、动员和执行，并对这些具体战略的绩效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细节决定国家诸多战略行为的成败。而精细的国际安全战略研究恰恰能够告诉这些一线人士，在具体战略问题上，什么样的行为更容易成功。在掌握某个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一线人士能根据这些研究得出的知识制定出恰当的战略，并有效地实施战略行为。

推动更精细的国家战略研究还能让我们走出“不再需要学习”的重要误区。我们最开始引进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几乎都是大理论，而许多精细战略研究的优秀作品没有被介绍过来。这样的结果有二。一方面，试图用大理论去搭建中国大战略的学者很快发现，这些大理论无法解决国家面对的具体战略问题。另一方面，对大理论本身就不太感冒的战略学者也很快发现这些大理论对解决国家面临的具体战略问题无济于事。于是，很多人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我们已经大致弄懂了这些大理论，而且发现这些它们对指导国家的具体政策没什么用，我们就不再需要继续了解和跟踪西方国际政治学说些什么了。

事实上，西方国际政治研究远不止这些大理论。西方国际政治学一直都非常重视中层战略问题，且进步非常大。这些中层战略对西方国家的决策有切实影响。如克林顿的国防部长佩里就说，1994年美国对海地的行动是一个“压力外交”的“教科书般的案例”，这得益于他在斯坦福大学期间了解亚历山大·乔治对“压力外交”的研究。如果不了解他们的中层战略研究，我们就做不到“知己知彼”。

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只有不断进步，才能为外交安全提供更坚实和宽泛的支撑。仅停留在大战略和大理论上是不够的，中国需要更加精细的国际战略研究。▲（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